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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第一部分　第9节：延安归来（1）

　　　　延安归来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机关所在地，寻找早些时候陈寅恪所托的林伯渠与范文澜二人，顺便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耀（尹达）。刘氏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殷焕璋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军兴，刘耀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老范（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荡。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每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达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17】。其结果是，尹达颇感惊慌，傅更是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曾致信傅斯年，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并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18】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高原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老范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校期间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19】。范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却教职索性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写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

　　　　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21】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22】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23】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24】

　　　　到了这个时候，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宣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正是依据这两句唐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第一部分　第10节：延安归来（2）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25】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所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谷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26】。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27】。在傅斯年的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2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