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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内外之差是相对的。

　　　　“强加”的行为方式不断重复就会习以为常。在马塞。马尔索的一部哑剧中，主人公在众目睽睽之下接二连三地改换面具。他很开心。但是，笑剧忽然变为悲剧：面具长在脸上了。他浑身抽搐，竭尽全力，面具还是摘不下来，面具代替了脸，成为他的新嘴脸！

　　　　这是偶然的吗？

　　　　说不定个人自以为是面具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他个人的一个侧面，只是他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在《旁人的脸》中深刻挖掘了这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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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９６１

　　　　题。一位科学家的脸由于烧伤而变形，丑相使他同周围的人疏远。他很痛苦，于是做了一副面具，与正常人的脸几乎一般无二。他以为面具能够给他自由。面具如衣服一样可以减轻个体差异，使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比较相近和自然。面具隐蔽人的面目，可以使人觉得摆脱了真面目，也摆脱了他与别人一起承受的精神负担。

　　　　但是，面具带来的解放纯属子虚乌有。正如马尔索哑剧中的情况一样，面具是会硬化的。面具会从抵御外界的手段变成一座冲不破的牢笼。面具把自己的行动方式、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于主人公。主人公的人格双重化了，就连同最亲近者——妻子——的交流也不仅没有变得更随心，反而变得不可能了。主人公大失所望地发现，面具上的相貌根本不是他“真实的自我”的相貌。可是木已成舟，他只好如此自我安慰：失容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恐怕是“现代人的共同命运”。主人公后来终于醒悟；面具就是他的真实面目。

　　　　“……

　　　　我曾打算做一副面具，但是我并没有做成，而这竟成了我的真实面目。我过去认为是真实面目的那个东西，原来倒真是面具……“

　　　　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主人公“真实的自我”

　　　　，读者和主人公自己全都一无所知。它消融在层出不穷的自我反思之中。妻子对他说：“无声无息躺在橱柜里的那个东西，那不是面具，那就是你自己……当初你是想利用面具来恢复你自己，可是后来你已经把它当作逃避自己的隐形帽了。所以

　　　　①安部公房：《〈砂中的女人〉、〈旁人的脸〉》，莫斯科，１９６９，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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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１自　我　论

　　　　它已经不是面具，而是你自己的另一副真面目。“

　　　　①可悲的不是外貌的丑陋，而是无法与人亲近的内心空虚。妻子说：“你不需要我，你需要一面镜子。随便什么人对你都是一面照你的镜子。我不要再回到这个遍地是镜子的沙漠里来。”

　　　　②与人隔绝固然意味着丧失自己；可是一个人如果逢人都是他的一面镜子，那他甚至会连自己的映像都看不到了（霍夫曼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埃拉兹姆。斯皮克尔就是这样）。

　　　　安部公房的象征处理是多义的。

　　　　“面具”既是适应世界的象征，又是各种无视个性的力量把它们的规律强加于个人的象征。在时间顺序上，主人公失去自己的面目在先，然后才是制做面具以弥补这个损失。但是，主人公“原来”的面目是“天生”的，“面具”却是他自己制造的，在面具上他不自觉地体现了自己“真实的自我”的特征。那么，这部主人公与面具的相互关系史是不是再现了以摆脱自我幻觉的痛苦经历为代价换来自我认识的过程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旁人的脸”又成为“自己的面目”呢？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个人灾难（或许也是过失）

　　　　，抑或应该把它看作是普遍规律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具与“真实的自我”的冲突中，通常作为反面势力出现的面具最后几乎总是取得胜利。

　　　　为什么？

　　　　因为这种具有社会学先决条件的冲突表现着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遭遇：“自我”

　　　　体现着个人先前掌握的道德原则和其它原

　　　　①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②同上，第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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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１７１

　　　　则，面具体现着现实社会环境迫使个人适应的要求。

　　　　但是，面具之比“自我”

　　　　强大不仅是因为它包括着某些社会绝对命令。

　　　　这些社会绝对命令也无形地存在于“自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面具的力量在于它意味着现实的行为（面具具有表现力，表现于行动和同他人的关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始终是“真实的”

　　　　，而个体认为是自己“真实的自我”的东西却反可能是“幻觉的”。面具对“自我”的胜利虽然被个体归罪于社会，但是把它拿过来他细看一下，原来就是个体的现实行为对虚构、幻觉的胜利。面具是一种适应机制，它使个体容易适从一定的立场或环境。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实践，一开始不承认面具是“自我”的一部分。但是，以面具为象征的行为方式一旦习以为常，个人就无法拒不承认。

　　　　个体只好或是身体力行他所承认的“真实的自我”

　　　　而抛弃面具，或是把面具作为自己的真实面目接受下来，承认过去的“自我形象”是不能成立的、幻觉的形象。这种冲突恰好可以表明，在一个人身上究竟什么是“真实的”

　　　　、稳定的，什么是“虚假的”

　　　　、表面的。

　　　　但是，对“自我”多重性的这种解释是否唯一可能的解释呢？

　　　　按照浪漫主义的个人范式，“自我”的多重性是一种不幸或病态。与此相反，赫尔曼。赫塞认为，“自我”统一性的原则是错误的和不正常的。所谓“人格”就是“你们蹲的一座监狱”

　　　　，而“自我”统一性的观念则是一个“科学的迷误”

　　　　，它的价值“仅在于给国家雇佣的教师和教官提供工作上的便利，省得他们必须思考和实验。由于这种迷误，一些不可救药的疯子往往以‘正常人’自居，甚至自以为高人一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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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自　我　论

　　　　一些天才反倒被他们看作是疯子“

　　　　①。

　　　　“实际上任何‘自我’，即使是最幼稚的，都不是统一性，而是一个极多重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星空，一团混沌的形态、层次、状况、遗传性和可能性。”人们总是打算同世界隔离。电子书，封闭在他们的“自我”之中，而需要做的恰恰相反，这就是善于开放，善于脱去自己的外壳。

　　　　“……死守‘自我’，一味保命，实际上正是走上一条有死无生的绝路，只有善于死里求生，脱去外壳，排除‘自我’以随机应变，才能达到永生。”

　　　　②

　　　　多重的“自我”不容许单义的解释，也不可能客体化和从外部描述。

　　　　实际上，实证自然主义心理学就已经抛开实体性的“自我”

　　　　，而唯以研究自我意识的要素和方式为己任。

　　　　把“自我性”客体化不能不遭到对个人问题持存在主义观点的人们的反对。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自我性”

　　　　“是一个最抽象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自由”

　　　　③。

　　　　存在主义对“自我”的解释同把“自我”物化是对立的。

　　　　雅斯贝尔斯强调说：“人作为整体是不可客体化的人因为被客体化，所以才是对象……但是这种作为对象的人从来不是人自己。”

　　　　④

　　　　雅斯贝尔斯认为，单就人的素朴的亲在（当前的存在）

　　　　而

　　　　①《赫塞选集》，莫斯科，１９７，第３５８、３７１页。

　　　　②同上，第２６０、２６４页。

　　　　③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纽约，１９５９，第２卷，第２１８页。

　　　　④雅斯贝尔斯，Ｋ。

　　　　：《哲学》，柏林，１９３２，第１卷，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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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３７１

　　　　言，人的思想、行动和信仰方式是“人人如此”的。然而，人只要从面向物质世界转身面向自己，他看待自己的动机和感情就会首先着眼于它们是否保持了他的纯度和真实性。

　　　　“自我”的一切客体化都只能是局部的，所以个人只能以否定的方式确定自己：“自我”不在我的肉体上，不在我的成就上，不在我的期望中，等等。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自我”是我们身上“说得出来”

　　　　而又一向说不清楚和说不完的一种东西。按照萨特的说法，“自我”

　　　　（ｅｇｏ）不是实在的主体，而是意识投射于世界的一种自发可能性①。

　　　　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拉康认为，主体没有独立存在，它只是通过主观内部与另一个人的对话来显示自己，而且谈话的涵义同时取决于对话双方。

　　　　这是从日常角度对“自我”本体论实在性的一种过度简化，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例如从文学作品作者的角度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②。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每一篇文字的作者都是一个“实在的人”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他先于自己的作品。但是，作者究竟谁属的问题是否都可能搞清楚呢？科学史上的谁先谁后之争和某些思想、发明的作者问题之争，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和令人眼花

　　　　①关于存在主义对“自我”的解释，详见《现代哲学中人的问题》，莫斯科，１９６９；《人和人生作为现代哲学的一个问题》，莫斯科，１９７８；库兹明娜，Ｔ。

　　　　Ａ。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体问题，本体论方面》，莫斯科，１９７９。

　　　　②福考尔特，Ｍ。

　　　　：《何谓作者》，载《党派评论》，第４２卷，１９７５，第６０—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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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１自　我　论

　　　　缭乱吗？问题还不仅在于有些创造是集体的，有些现象是不同的人同时发现的。例如，《权力意志》的作者是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尼采的著作。可是人们还知道，尼采的手稿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经过他妹妹的改动。这是否意味着尼采由此书得来的声誉不全是他自己应得的呢？然而，要“取消”众所公认的事实是不可能的。

　　　　“哲学家尼采”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本书的产物，可是尼采此人只能说是著作了此书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其人“先于”作品存在和独立于作品的说法就应当有保留地接受。

　　　　按照“自我”是铁板一块的实体的观点，自我意识必然也是统一、完整和没有矛盾的。这种观点在理论意识和日常意识中都受到怀疑。

　　　　精神病学家最先同这种观点发生遭遇，他们不仅发现了所谓“人格解体”种类的增加，而且发现了各种“人格解体”症状的剧烈变化和认定性危机、“散漫型自我”以及“非个人化”之类综合症的蔓延。

　　　　本世纪初弗洛伊德所接触的那些患者，其得病原因主要是他们所接受的道德禁忌和准则同自己的本能欲望相矛盾。

　　　　埃。埃里克森的研究证实，当代神经过敏症患者与此相反，他们总想寻求应当信仰什么、应当成为什么人或可能成为什么人的答案①。

　　　　在资产阶级内部，个体由于裂变为许多杂乱和单调的外在角色而感到非常缺少稳定性、温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