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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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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三、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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