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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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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和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就是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 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上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这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困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 有有这种考虑在内。
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甚至就连他的死,也要被人说成“不得善终”。就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文化与人
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姓名: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最杰出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辉动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罪恶得失,人们尽可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列外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人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是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也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把这部书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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