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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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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
●绥德四师被查封
1930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支部决定进行校外宣传活动。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分成数十路，冲向绥德井字形街道的大、小十字街以及近郊的兴店、龙儿湾、五里河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蒋梅生的反动军警闻讯后，全部出动，鸣枪驱赶学生。我们只好将没有散发出去的宣传品扔到二郎庙坡。这次行动虽产生一些宣传效果，但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晚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军警们冲进学校，搜查、焚烧进步书籍，并勒令封闭学校。
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左派”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赤化的大本营”，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
●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救命恩人”。
担任区政府书记官的李景膺是薛毓瑞的得力助手。他足智多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仍然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北二区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但这个地区党、团组织始终非常坚强，群众基础也很好，地理条件又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因此，当中共安定县委派我来任区委书记时，曾指示我要把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改造成为党的活动基地。
●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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