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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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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I…V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XIX—XXIII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XVI—XVIII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VI—XV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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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编号。其中第I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II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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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V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VI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V—VIII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II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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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阐述那些对第II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恩格斯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委托，从而将历史的机遇留给了我们。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的内容“做出点什么”，而且应当结合历史的新进展而做得更多，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II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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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X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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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