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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丢掉了，“烦恼”也丢掉了……口袋的重量虽然减轻了不少，但学生们还是感到很沉重，双腿依然像灌了铅似的。

“孩子们，把你们的口袋再翻一翻，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扔掉一些。”苏格拉底再次劝那些孩子们。学生们终于把最沉重的“名”和“利”也翻出来扔掉了，口袋里只剩下了“谦逊”、“正直”和“快乐”……一下子，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

一个人需要的其实十分有限，许多附加的东西只是徒增无谓的负担而已。那些不断膨胀的物品、工作、责任、人际、家务占据了人们全部的空间和时间，许多人每天只是忙着应付这些，就已喘不过气来，甚至连吃饭、喝水、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就是拼命用“加法”的结果：生活失调、精神濒临崩溃。

不妨用“减法”的心态，来进行人生的旅程，扔掉不必要的欲望，轻装上阵，让生活回归最纯粹的样子，人生会多一份从容，多一些达观。

以义制利，克服利过义不及的惯性

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底权利及职分……在普通底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

——《理想人生》“致中和”

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这便是孟子关于“利与义”的千古一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与那些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相比较而言，大利便是义。这与孔子的义利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处所谓的“义”，便是孟子所说的“大利”——仁义。

义与利的问题，向来是哲学家们必定会思考的问题，冯友兰先生也不例外，他认为：旧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底人，即此所谓各种人。此各种人中，每种人皆有他们对于社会权利及职分，及对于别种人底权利与职分。在普通底情形中，人对于求权利，总易偏于太过，而对于尽职分，则总易偏于不及。

简单来说，冯老认为：“义”就是自己应做的分内之事，“利”就是理应获得或者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权利。世间之人，总是存在一种惯性：对于获得的嫌少，想要的更多；对于付出的嫌多，希望能更少。这便是冯老所言的利太过而义不及。

正是因为知晓世人的这种惯性，冯老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一生克服这种潜伏于心的惯性。从十几岁时接触哲学开始，冯友兰先生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义”就是哲学。虽然学术是他人生的重点，但他的心中也存有事功之心，这便是对利的要求。于是，他用尽毕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义，同时，极力克制对利的渴望。冯老的人生，或许未能完全舍弃利，但在克服利过而义不及的惯性上，无疑还是成功的。如冯老这样，能在利与义的抉择中，选择义的人并不多，但并非没有。

从前，有一个农夫，每天辛劳地工作，但仍然很贫穷。一天，他在一片离家很远的树林里碰到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对他说：“我知道你每天很辛苦，得到的却微不足道。我送你一枚魔法钻戒，它能够使你拥有财富。只要你说出你想要的，同时转动手上的戒指，就能得到希望拥有的东西。但戒指只能实现一个愿望，所以你在许下愿望之前要仔细考虑清楚。”

惊愕的农夫接过戒指，激动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晚上，农夫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向商人讲述了这段奇特的经历。商人邀请农夫晚上住在他家，并乘夜深人静之时，用一枚相同的戒指，换走了农夫手指上的魔法钻戒。

早上醒来时，商人被一堆金子压死了。农夫在金子堆中找到了戒指，带回了家中。妻子得知此事后按捺不住激动，说：“试试看，让它带给我们大片的土地。”因为亲眼看到商人被金子压死的一幕，农夫担心要是轻易向这只魔戒许愿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同样的噩运。于是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道：“我们必须仔细对待我们的愿望，不要忘记，这戒指只能帮我们实现一个愿望。”农夫又解释道：“最好让我们再苦干一年，我们将会拥有多顷良田。”从此，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且获得了足够的钱，买了他们所希望拥有的土地。农夫的妻子想要一头牛和一匹马。农夫说：“亲爱的，我们何不再继续苦干一年？”于是一年后，他们买回了牛和马。

“我们是最快乐的人，”农夫说，“不要再谈什么魔法钻戒了，我们拥有年轻，拥有坚实的双手。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再去想那戒指吧。”30年以后，农夫和他的妻子已经变老了，他们拥有了所希望拥有的一切，而那枚魔法钻戒依旧完好地保存着。

农夫用对职分的义，换来了想要的利。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亦需如冯老的农夫一般，坚守对义的付出，把持对利的追求，唯此方能克服利过而义不及的惯性，活出不被利所困的潇洒、惬意人生。

不贪为宝，放弃从天而降的横财

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

——《理想人生》“境界”

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带回家后，总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决定把宝玉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

于是，他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要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宋人忙说：“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据玉工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子罕再次拒绝说：“我决不能收下这宝玉。如果我收下了，你没了宝玉，我也会因此而失去清廉的美名，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子罕继续说道：“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但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我们还是各自保留自己的宝吧！”

子罕的一句“以不贪为宝”，不禁让人茅塞顿开。“究竟什么是宝”，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冯友兰先生说：“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事物虽同是此事物，但其对于各人底意义，则可有不同。我们可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对大多数人而言，宝玉无疑都是至为珍贵的“宝”，但对子罕而言，不贪才是他心中的“宝”。但想要永持此宝，谈何容易。有多少人能够在诱人的利益面前，始终秉持“不贪为宝”的心？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延寿寺街上书铺的店堂里，一个书生站在离账台不远的书架边看书。这时账台前一位少年正在为购买的《吕氏春秋》付款，不小心掉的一枚铜钱滚到了书生的脚边。书生斜眼扫了一下周围，就把铜钱踏在脚底。少年付完钱离开店堂后，书生俯身拾起了脚下的铜钱。

凑巧，书生踏钱、取钱的一幕，被店堂里边的一位老翁看见了。他见此情景，盯着这个书生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同书生攀谈，知道他叫范晓杰，还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范晓杰的父亲在国子监任助教，他跟随父亲到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书已经多年了。今天偶尔走过延寿寺街，见上书铺的书价低廉，所以进来看看。老翁冷冷一笑，就告辞离开了。

后来，范晓杰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工作，不久，他到吏部应考合格，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去任县尉官职。范晓杰高兴极了，便水陆兼程南下上任。到了南京的第二天，他先去常熟县的上级衙门江宁府投帖报到，请求谒见上司。当时，江苏巡抚大人汤斌就在江宁府衙，他收了范晓杰的名帖，没有接见。范晓杰只得回驿馆住下。过一天去，又得不到接见。这样一连十天。

第十一天，范晓杰耐着性子又去谒见，威严的府衙护卫官向他传达了巡抚大人的命令：“范晓杰不必去常熟县上任了，你的名字已经写进被弹劾的奏章，革职了。”“大人弹劾我？我犯了什么罪？”范晓杰莫名其妙，便迫不及待地问。“贪钱。”护卫官从容地回答。

“啊？”范晓杰大吃一惊，自忖：我还没有到任，怎么会有贪污的赃证？一定是巡抚大人弄错了。他急忙请求当面向巡抚大人陈述，澄清事实。护卫官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巡抚大人的话：“范晓杰，你不记得延寿寺街上书铺中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枚铜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了地方官，以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而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这里，不要使百姓受苦了。”范晓杰这才想起以前在上书铺里遇到的老翁，原来就是正在私巡察访的巡抚大人汤斌。

不贪为宝，不应只是嘴巴上一句美言而已，更应成为人格与操守的一部分。无论有前人后，面对从天而降和横财，即便只是一个铜钱，也不应有贪恋之心。一旦贪念起，长期的坚持便顿时灰飞烟灭，如在同一桶牛奶里倒进一杯脏水就成了一桶脏水一样。无论何时，都要坚持“不贪为宝”，千万不要因身外之物而丢弃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贝。

宁静致远，得意失意皆从容

超越功利境界并非易事，但冯友兰先生做到了：面对幸与不幸这些命定的遭遇、面对祸福无常的悲喜得失，皆能从容应对。冯老更于宁静中探寻到了应对功利境界的至高之法：积极地与命斗、各适其适、不为忧虑恐惧所累……

幸与不幸，皆是命定的遭遇

“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

——《理想人生》“论命运”

命运是一个奇怪的事物，没有人能够真正捉摸得透。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可对人言者二三事。”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们常常无从把握。世事沧桑变化无常，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在变，确如哲学上所言：变是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也赞同此理，他说：“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其中虽不免有宿命论的成分，却也不无道理。就拿冯老的人生来说，便是徘徊于幸和不幸之间的典型。

幼年时期，对冯友兰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他的母亲吴夫人，这位通识文墨、做过学监的女子，便是冯友兰先生中的大幸。吴夫人思想开通，教书识字的同时，还助子女三人找到各自的兴趣，并促其发展。无怪乎冯友兰先生会称自己的母亲吴夫人是封建社会的“完人”，是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了。

抗战爆发后，身处西南联大的冯友兰先生，也和当时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