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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爱即是一切》时，我还会激动得全身颤抖，我一直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首国际之歌。

我很喜欢在迈阿密的演出和在那里渡过的全部时光；科罗拉多这个地方也好极了，我们在卡里布农场过得轻松愉快；纽约也确实是个好地方，向来如此。伊曼纽尔·刘易斯来看了了我们的表演，许多好朋友，像大野洋子、肖恩·列侬和波姬也都来了。想想过去，舞台外的生活对我来说与舞台上的生活意味着同样多。我还发现有时在演出时我实在是不能自制，我记得我挥舞着我的夹克，然后把它扔到人群里面，这使那些管理我衣服的人非常生气，我就坦率的跟他们说：“真是对不起，但我实在没办法，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不该那样做，但实在是不由自主，我心里有一种狂喜和一种要与大家共享欢乐的愿望，我只是想着要全部发泄出来。”

在“胜利巡演”时，我得知了妹妹珍妮的结婚消息。因为我和珍妮太好了，所以每个人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听到后大吃一惊，我总觉得我有一种责任要保护她。昆西·琼斯的小女儿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事的。

我特别喜欢和我三个漂亮美丽的姐妹们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好极了。拉托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很容易与人相处，但有时她也很有趣。比如你到她的屋子里，你不能坐在沙发上，你不能坐在床上，你不能在地毯上走动，这都是真的，她会把你赶出屋子，因为她希望她的每一样东西都井井有条。我说：“有时你必须要在地毯上走的。”其实，她只是不想在上面留下什么印子。如果你在桌边咳嗽，她马上盖住她的盘子，如果你打个喷嚏，那就更别提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母亲说她向来如此。

但珍妮是完全不同的，她像是一个男孩。在家里，我们两个最好，好的时间也最长，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说她结婚以后，我是那么受不了。我们在一起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有同样的爱好，我们有同样的幽默感。当我们还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自由”的早晨起床，然后制定一个一整天的计划，一般来说总是这样的；起床；喂动物；吃早饭；看看动画片；出去看电影；去小饭馆吃一顿；再看一场电影；回家游泳。这一切就是我们美妙的一天，到了晚上，我们就重新看一遍计划，回忆着一天中的趣事。

和珍妮在一起真是好极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中的谁会不喜欢什么，因为我们想的一样，喜欢的一样，有时我们都能说出对方在想什么，我们俩像是一对双胞胎。
另一方面，拉托亚和我就不大一样了。她从来不去喂动物，动物的怪味让她受不了；更别提去看什么电影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去看《星球大战》、《短兵相接》或者《鲨颚》，我们的口味儿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珍妮在而我又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人真是亲密无间。但我知道，慢慢的，我们的爱好和兴趣就会不一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不幸的是，珍妮的婚姻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她现在又高兴了。我确实认为，如果两个人非常合适，那么结婚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相信爱，特别特别相信，既然你经历过爱，那么为什么不信呢？我还相信缘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和她结婚。我常常渴望着有孩子，事实上，有一个大大的家庭是多么美好，我自己就是从一个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想象着有一个大家庭，幻想着有十三个孩子。

直到现在，工作仍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感情生活，我不停的工作，我喜欢创造，紧跟时代的步伐。对于未来，谁也不知道，时间会说明一切。对我来说，依赖别的什么人是很困难的，但我能想象出如果我试着去做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我想做的是这样多，而需要我做的也是这样多。

有时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些对我的评论，为了能卖出报纸，记者们可以信口雌黄，他们说我做手术把眼睛变大了，还说我想使自己变得更白一些，更白一些？这是什么话！又不是我发明了整容术，没有什么人去描写他们的手术，没有什么人去对此加一大堆评论。这多么不公平，许多事都是记者们虚构出来的，这足以使你发问：“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难道有什么出格了吗？”

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你爱的人，还有要努力工作。我指的是不能想明天，只有今天拼命工作，不停的练习，不停的奋斗。我指的是开发你的智力，让它达到最高的水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得最好，在你职业的领域里，要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懂得多。你还得学会运用一切条件，抓住每一分机会：手头的一本书，可以跳舞的一块地板，或者可以游泳的一池水，只要是你的，都要加以利用。我总是把这记在心里，在“胜利巡演”巡回演出时我也常常想着。

“胜利巡演”结束以后，我觉得我打动了许多人，虽然不是像我想象中的那样，以后我独自演出或者拍电影时，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我把我演出的钱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百事可乐公司赔偿我的钱也全捐给了“烧伤治疗中心”，那一年，我们一共捐献了四百万美元。对我，这便是“胜利巡演”的全部结果——奉献。

有了“胜利巡演”的经历之后，我开始比以前更加仔细的考虑我的前途问题，我曾在更早的一次旅行中得到了一个教训，每当我在“胜利巡演”遇到困难时，这一幕就在脑海中生动的浮现出来。

几年前的旅行中，有个家伙偷了我们的钱，但他也教给了我一些东西，他说：“听着，所有的这些人都在为你工作，而你却不为他们工作，你应该知道要报答他们。”

他一直警告着我，最终我开始理解了他的含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从摩城公司开始，一切事情都是为我们安排好了的，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这种经历使我精神上一直感到压抑。他们总是说：“你应该参加这次会见或那次电视演播。”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当他告诉我，我是受制于人的时候，我最终明白了，我意识到他是对的。

不管别的，我总是觉得欠着那个家伙一点儿东西。

因为迪斯尼电影制片厂希望我能为公园增添一些新的活力，所以《EO船长》就由此诞生了。迪斯尼的人说他们并不在乎我做些什么，但一定是要创新的。我和他们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我在整个下午的时间中告诉他们，沃尔特·迪斯尼是我崇拜的英雄，我对他的历史和他的人生观都很有兴趣，我所要做的必须是迪斯尼先生本人会赞同的。我读过许多关于他和他的“王国”的书，对我来说，做他可能会去做的事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

最后，他们让我拍一部电影，我就同意了。我说我希望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能和我一起工作，结果史蒂文因为忙不能来，乔治把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带来了，这就组成了《EO船长》的一班人马。

我乘飞机去旧金山乔治的家“天行者”农场访问了几次，渐渐的我们写出了一个剧本，它将会运用上最先进的立体摄影技术，观众看《EO船长》时会感到他们也一同坐在宇宙飞船里在太空遨游。

《EO船长》讲的是音乐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世界，是乔治想出“EO船长”这个名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身负重任，到了一个被妖魔皇后控制的星球上，他的任务是要除去妖魔，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最后的结局是善战胜了恶。

拍摄《EO船长》加深了我对电影原有的肯定的想法，使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也许将来我就会走上这条路了。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整整两个小时，你可以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电影可以使你忘却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电影。我可以坐下来，说：“好吧，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把我带到一个美妙的境界去，忘掉我的压力，忘掉我的烦恼，忘掉一成不变的日程安排吧。”

我还喜欢上在三十五毫米镜头的摄影机前表演。我以前总是听我的哥哥们说：“好不容易拍完了，我可松了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会去观察，尽量多学点儿东西，看看导演想要干些什么，灯光师在干些什么；我想知道灯光应从哪儿打来，为什么导演反复的要求重演同一场戏；我喜欢知道电影剧本哪儿又做了改动，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去学会的。对我来说开创新的东西是令人激动的，现在电影王国中就缺少新的东西，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巨大的摄影棚又使我想起在摩城公司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他们只需要最简单的答案，他们只要别人按老一套来做那些好像是很有把握的东西，当然，人们是早已厌烦了，但仍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着同样的、陈旧的、粗俗的事情。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努力创造一些变化，总有一天，我要使一些东西得到改变。马龙·白兰度变成了我非常亲密的可信赖的朋友，我说不清他到底教给了我多少东西。我们坐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电影的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曾经和许多电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过，包括演员和摄影师。他对电影艺术的价值观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对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里，电影是我的第一梦想，但我还是有许许多多别的梦。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以后，我们花了一晚上时间，制作出了一个群星荟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震惊了我们，于是，我和莱昂内尔·里奇合写了这首歌曲。

那一阵，我曾让妹妹珍妮跟我走进一间有着有趣音响效果的地方，诸如壁橱或者洗澡间，我唱给她听，只唱几个音符，一段节奏，并不是一整段，或是什么别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儿里轻轻哼着，然后问：“珍妮，你看到什么了吗？你听到这声音以后看到了什么？”这时她回答：“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非洲儿童。”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的心声。”

她说：“你在说非洲，你在说那些快要死了的儿童。”《天下一家》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我们跑到一间黑屋子里，我给珍妮唱。在我看来，那是歌唱家应该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会表演，表演应该有效，即使在黑屋子里也一样。我们因为电视已经失去了许多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图像的条件下只用声音来打动人心。

从我记事起我就开始唱歌了，我懂得歌声的奥秘。

我认为《天下一家》是一首很神圣的歌；但这是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神圣。作为那晚表演的许多音乐家之一来演唱这首歌曲的一部分，我感到自豪，我们被改变现状的渴望联合到一起，这种改变将使世界在我们面前变得更美好，使我们想要帮助的挨饿人民的境况有所改观。

我们募到了一些格莱美奖的奖金，开始听到电梯里不仅只播放《比利·金》，也经常播放《天下一家》了。从一开始作它起，我就想过这首歌应该由儿童来演唱，当我第一次听到在制片人乔治·达克的节目中，许多儿童演唱这首歌曲，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