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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的“抢救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甄别工作。事实表明，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　　　
　　　　出于革命需要，李克农将200多名“重点抢救”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中共情报战线的骨干。　　　
　　　　在李克农组织排演的《前线》中，有许多演员都是“抢救”的对象，并未最后作出结论，李克农大胆启用他们，本身就说明，他是信任这些青年人的。　　　
　　　　对李克农在甄别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真的作风，当年“抢救”对象之一的黄钢有深刻的体会。　　　
　　　　记者黄钢于1938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5年秋至1938年秋，他曾经分别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过助理编剧，这一差事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电影场场长张冲介绍的。在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中，黄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和冲击。　　　
　　　　尽管黄钢在南京和重庆只是担任了一般性的社会职业，然而，在高压之下，他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搞特务工作的。在甄别过程中，黄钢又将以前自己编造的谎话推翻了。一天，李克农找黄钢谈话。　　　
　　　　李克农说：“黄钢，我们昨天还向毛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黄钢开始没听清楚，反问道：“昨天向谁汇报？”　　　
　　　　“向毛主席！”李克农有些生气地说，“黄钢，你父亲是武汉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你是烈士的遗孤嘛，后来托给了陈潭秋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后竟走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李克农见黄钢不说话，接着说：“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的，昨天怎么又把自己的交待给推翻了！”“那是我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很清楚的。”黄钢说道。　　　
　　　　“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自己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一说谎，我们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为真了！主席说，他就不相信！所以，我来找你谈一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要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那回我就告诉你：阶级的属性，不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抢救运动”的反思　　　　　
　　　　由于种种原因，对黄钢的审查并未结束，但李克农却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农负责的中共枣园党组织，派黄钢到枣园邻近的裴庄去当小学教师，指定他作为派出的两人小组的小组长。1952年，黄钢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李克农时，对李克农说：“李部长，组织上今年上半年，在我来朝鲜以前，已经给我做出了历史审查的结论。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结论———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李克农笑着说：“本来嘛，你就是祖国的优秀儿女！”说完话，李克农叹道：“都九年了！”　　　
　　　　同样，李克农对曾经被怀疑过的李逸民，不仅让秘书罗青长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而且还亲自报告了负责对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补代表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大会。李克农却从此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并让他负责甄别工作，康生迁怒于他；甄别工作的结果，使康生顿成千夫所指，康生认为李克农是在故意给他难堪；最令他恼怒的是，中共七大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对老婆曹轶欧说：“李克农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的手里，必给他厉害看看！”　　　
　　　　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抢救运动”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百分之五！’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这样？不可能！难道特务都开了花了？’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时，他开头没说好也没说坏，一直没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　　　
　　　　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　　　
　　　　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第六篇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王实味案（一）　　　　　
　　　　“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　　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　　　
　　　　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　　　
　　　　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集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实味案（二）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