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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　　　
　　　　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　　　
　　　　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　　　
　　　　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　　　
　　　　“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　　　
　　　　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　　　
　　　　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　　　
　　　　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　　　
　　　　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　　　
　　　　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　　　
　　　　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　　　
　　　　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　　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　　　
　　　　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　　　
　　　　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　　　
　　　　“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　　　
　　　　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　　　
　　　　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　　　
　　　　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　　　
　　　　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　　　
　　　　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　　　
　　　　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　　　
　　　　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第七篇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撤离延安　　　　　
　　　　和谈破裂，战火再燃。　　　
　　　　自1947年3月始，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地首先成为国共双方陈兵逐鹿的主战场。　　　
　　　　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　　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25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发动突然袭击。　　　
　　　　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李克农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此时成为李克农手下的两位奇兵。　　　
　　　　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不久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晋西北党务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任其为山西省调统室主任。　　　
　　　　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　　　
　　　　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　　　
　　　　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