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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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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正确。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善于用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初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
善于听取意见。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郦食其(lì yìjī)求见,刘邦的态度很为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就下令烹死韩生。这样的人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
斗智不斗勇。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
巩固的后方。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从汉王到皇帝
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
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陆贾的《新语》,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
让盟友、功臣成为阶下囚。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
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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