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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其他兄弟姐妹怎么想，反正雷洹是尽力坚持列席听政的，他觉得自己迟早会封疆边陲掌理方面，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积累，以待他日一展身手。

看到父亲抱着雷溱进了院子，雷洹忙上前请了安，又跟雷溱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子打了声招呼。

雷瑾也不多说，直接就让雷洹跟他进书房‘见习公事’，也就是按照他的吩咐或者口授的命令，批复西北各处呈递上来的公牍。那些文牍是内记室挑选过一遍之后剩下的稿案公事，机密级别都是以雷洹的身份可以知道的，至于不该雷洹知道的机密公牍，都是由雷瑾亲手在公廨处置了——以前，奉命批红这个事，多半由世子雷浩接手。

这些待批公牍，前后都有引黄、贴黄，呈禀的事由和各衙署‘票拟’的处置办法都很明确。凡是雷瑾看过没有异意的公牍，吩咐‘准了’或者‘允了’，雷洹就直接以雷瑾的口气，照着贴黄的“票拟”以朱笔批示；若是雷瑾吩咐‘驳回’或‘发回再议’，亦要逐一书明驳回理由，这就麻烦些；如果另有意见的，雷瑾若有口授命令则照实书写，批示下去，若暂时没有口授命令则留待雷瑾亲自处置了。除了紧急的军情、公务之外，所有公牍都是等集中处置一批，才会集中用印。衙署里章程，乃是视公事的异同，用印也各有不同。

“从数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就可以看出，欧罗巴那就是一片野兽盘踞的土地。如果不想被野兽咬上一口，那你就要比野兽更凶狠，最好是在野兽强壮起来之前就扼杀了它们，虽然这很难。”

看着雷洹批复了一份秘谍总部上呈的文牍，禀报的都是欧罗巴诸国之军政秘事，雷瑾就顺便点拨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属于某种私人的感慨。而一边侍从的女官，则迅速将雷瑾所言一一记录在案，这在将来就属于实录和起居注中一部分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份文牍就让雷瑾很不爽利了。

这是下面通政司呈上来的一份舆情汇总。西北通政司与本朝庙堂上‘出纳帝命（太宗之后，已渐归于‘六科给事中’）、通达下情、奏报四方臣民建言及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的九卿之一‘通政使司’，在明面职掌上是很相似的，但是比起国初以来被其他部院衙署渐次侵夺权力，几乎徒具虚名的‘通政使司’，西北通政司在职掌上算是半个实打实的谍报衙门，尤其是其下属‘曲艺巡演局’编管的曲艺说书、谈唱优伶艺人，借着说书人、弹唱优伶艺人的身份，或孤身一人，或三五结伴，或十几二十几人一个小戏班，活跃于西北的乡村屯社、道路墟集，在说书弹唱搬演戏剧期间，兼而夹带着宣讲西北幕府的律例政令和四方新闻，同时肩负着秘密监视和搜集城乡舆情，观察地方绅豪动向，打探街谈私语，是西北幕府在内务安全署、税课提举司（主要是税务巡检局）之外的又一监控地方的有力手段，也是实权衙门之一。

这份西北通政司的役差番子从各地上报舆情，经过通政司专人汇总，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地方上，不少清流士子，还有科举出仕的一些儒生，西北幕府下辖各衙署中的部分官吏，这些人有志一同，舆情似有合流趋向，其中心意旨，多半是要‘国家’善待士大夫，多举李唐、赵宋故事为例，多喜欢拿着前汉陆生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一语说事。虽然类似言语还只是在下层发酵，但雷瑾用脚趾头想都可以猜到，这是西北文官要为他们这个群体争权，或者说儒士出身的一派官吏想要争夺西北官僚群体中更大的话语权，恢复科举士子在官僚群体中一家独尊的地位，如果现在放任不理，雷瑾甚至相信，过不了多久，在地方省府县的议政会议上，也会出现更多类似言论。一旦成势，就是雷瑾也无法随意干涉。儒学科举已经年深日久，根深蒂固，虽然被雷瑾借势抑制，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时不时有所反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雷瑾以往喜欢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别人何尝不懂有样学样？也就是他现在强势，别有用心者不敢造次行事罢了，百年之后还不知怎么样呢。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雷瑾冷笑，“儒生们倒是都记得前面半句，难道‘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就不是陆生说的了？

自本朝太祖分权制衡而驭下以来，后妃、外戚、宗室俱已削矣，武臣勋贵今亦已弱，皇帝唯有仰赖宦官、府卫、文臣掌理朝政，而内宦贪鄙财货，多擅权而不文，国朝大政皆以文臣辅之。然文臣士大夫囿于党争，各论朋党，倾轧不休，于国事何益？且武臣位卑，无不屏息媚骨以逢迎文臣，守边武臣不养寇自重则无以自固，到如此地步，国将不国矣。

予尝思之，其害也，即在文臣一家独大，在儒生垄断科举

哼哼，历朝历代的皇家，也算是作茧自缚了，常常不得不向文臣低头妥协——文人做官别的不会，阳奉阴违，推搪塞责，拖沓欺瞒，怠工要挟，样样皆精，而孔老夫子一脉相承的史笔春秋本事，那更是不用人教也精通惯熟的。皇帝想要驾驭朝政，掌握权柄，巩固皇位，治国平天下，就得大用儒士文臣，所谓分权制衡，嘿嘿，事在人为，话由人说，也就那么回事。

这等科举儒术出身的文官，一旦垄断了政治，或者垄断了学术，大恶自生——无有制约，恶的滋生便不依任何人的意志。

太祖以为，废宰相，置六部，上下相维，大小相制，分权制衡而驭下便可天下无事，然而天下事，岂会如此简单？文臣又怎么会总是跟皇家一条心？

有儒生说，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皇帝实乃当世之大恶，然而皇帝毕竟只一人而已，而所谓‘天下人’之天下，其‘天下人’者，也许并不包含农、工、商等庶民百姓，而只是他们这些意图‘替天行道’的儒生、文臣吧？这些儒生文臣，若得垄断学术和政治，其实也未尝不能行那‘奴大欺主’、‘客大欺店’之事，公然窃天下之名目为己张目，名为儒，实则伪，斯时更是大恶之中之大恶了

以吾之见，天下之大害，不在皇帝而在文臣，尤其是在外朝部院一家独大的文臣群体。外朝之上，并无其他势力可与科举文臣抗衡相争，皇帝、宦官必然拉一派打一派以分化文臣，则文臣朋党相争必烈，是时文臣各派系皆以合纵连横倾轧内斗为能事，国事还有谁理？国家以此愈加颓废矣。

自古以来，北方蛮夷犯我中原而能得逞者，无不根源于‘中国’自身的衰退、内耗以及分裂，而不在于蛮夷是否强悍凶蛮，民间俗语不是说‘打铁还须自身硬’么，中原若是上下一心抱成团，蛮夷再是凶蛮也不过落个灰飞烟灭的下场。中国之衰亡，从来都是以自身腐朽开端，最后以华夏沦亡作结。那些‘食君之禄’，好处占尽的文臣儒士们，期间又为国家、为天下做了什么呢？最忠贞的文臣，也不过是临难一死殉国殉节罢了，根本于事无补。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试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难道将治国不力乃至于亡国亡天下的过错，推到皇帝身上，推到宦官身上，推到权奸佞臣身上；就可自命清白无辜么？此辈儒士于国又有何益？于君又有何用？尸位素餐者，国之蠹也，君之贼也，如此文臣不是大恶又是什么呢？”

雷瑾这番诛心之论，当然不仅仅是指向科举儒生出身的官吏，而是指向整个西北文臣官僚群体，甚至也包括武臣。雷洹虽然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有机会承袭公爵，但父亲雷瑾这一席话，在他的理解中，就是在教导他帝王之学，君主之道，王霸之术，因此他心中也不免有些窃喜，这就是在为他将来分封治事做必要的铺垫了，将来一藩国主之位他还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以西北当前之现状，这藩国之主的权力也必然大受制约，财赋税收之事恐怕藩国之主也难以直接插手，藩国之主听政治事是可以，但藩国之主要想集军政财赋大权于一身，这种情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汝可牢记，君王驭下之要术，可分化而治，可均势制衡，可扶弱抑强，然此等皆属权谋之术。

亡国非一人之罪，治国非一人之力，汝可知明君‘无为’，垂拱而治天下，在于得其势而任之？上古法家有谓‘法’、‘术’、‘势’者，君王只有握‘法’处‘势’，令行禁止，则天下称治平焉，是以吾尤所重者，势也。

昔者，宋帝每被朝中宰执重臣凌迫威挟，天家威仪荡然，或有不如田舍翁之讥焉，汝兄弟尝读《宋史》，可知为何至此？

哼，前有黄袍加身，后有斧声烛影，人皆知赵氏得国非正，宋室自来心虚气怯，不免宽容优遇士大夫以图自固，文臣的毛病就是这么给天子慢慢掼出来的，帝王之势既是不振，虽有权术，难以施展其技矣皇帝乾纲不振，而朝臣朋党相轻，举国上下不能并力一向，则萧墙之祸在内而不在外也。

古人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持柄处势，君王之枢也，汝其勿忘。”

雷瑾看了雷洹一眼，忽然问道，“上月十六日，你也去看过赛马赌彩，有何感悟？”

“是。”正说着君王驭下之权术，忽然问到赛马之事，其意自不在彼，雷洹想了想，回道：“孩儿以为，君王驭下之道，亦与这赛马之道相近相通。若是赌彩，整场也只有三五匹马，这赌赛能有什么劲？也只有赌彩的马匹多了，赛马才有味君王驭下之道，当取赛马之势，而裁判其胜负。”

“唔，”雷瑾笑了笑，“看来这申韩之道，商君之书，你算读出真味了。前月，有欧罗巴耶酥会士携书来献，其中有‘意大利亚’马基亚维利氏之《君主霸术论》，似与泉州高阳氏《霸术》译本不同，通译馆已经译出，你可要来细读。”

“孩儿正看阿爹批判的《商君书新注》、《韩非子集解》、《慎到阐综》、《稷下书》、《法论》和《君王春秋书》，明儿便打发人去要《君王霸术论》。”

雷洹说的这几本，都是雷瑾命印书馆、弘文馆、博物馆以及北衙文学馆等详加注解、阐发并亲自批注，审定编次的法家典籍，也算开天辟地第一回（自秦以后，几乎没有人对法家典籍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解释、阐发和批注，与儒、兵、道等家典籍的待遇完全无法匹敌），所言都是王霸之学和法、术、势，等闲人也拿不到这些书册；而《君王春秋书》更是雷瑾亲自手书的历年治军理政之心得，以自身所历之大小军政事例为纲，以编年本末为领，以成败得失为条目，其事缘起、形势、问计、推演、意图、决策、方略、施行、督导、变化、结果、后续，剖析综述，检讨反省至为详尽，兼且旁征博引，论及中外历代帝王治国之得失、理政之成败，内记室、护卫亲军、北衙侍从皆有多人参与编撰，由于其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