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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咱们下文再说。

高昌既已消亡，玄奘也就无法也无须再履行先前立下的三年之约。一路上比起前往天竺时的千难万险，要平安了许多。

不过小风波还是有的。一次渡河，玄奘骑着大象涉水而过，同伴们带着经书和佛像等乘船而过。不料船到河心时风浪骤起，小船几乎被浪打翻，负责保管经书的人由于过于紧张，不慎跌入河中。最后虽被救起，却白白丢了五十本经书以及一些从天竺带回来的花种。

写到这段，我不禁想起《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国，渡过通天河时，河神老鼋因气恼唐僧未履行对他许下的诺言，将师徒们抛入河中，致使经书受潮破损。看来《西游记》果然是取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从艺术加工的角度而言）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玄奘一行行至于阗，已经接近了大唐的实际控制区，由于担心政府会对自己先前偷渡出境的行为进行追究，加上坐骑大象生病死去，便暂时停止了前行。停留期间，玄奘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写成了奏章，托前往长安的商人代为呈送给朝廷。

看来玄奘还是不太了解咱们大陆法系关于追溯期的规定。他在境外生活了十八年，新法不再追溯以往，如今的唐朝已今非昔比，出国禁令早已取消，没人再打算追究他的责任。更何况如今的玄奘已是赫赫有名的一代高僧，名声遍布西域和天竺，如此人才主动回国，实乃朝廷的一大喜事。

事实上，李世民接到奏章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前往于阗召回玄奘，并嘱托于阗王悉心照料，保护入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一行在以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为首的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长安城大门。玄奘法师在历时十八年的西游后，终于回到了帝国的首都。

玄奘带回国内的物品包括：如来佛祖舍利一百五十粒；高三尺三寸和三寸的黄金佛像各一座、高低不等的檀木制佛像四座、四尺高的银制佛像一座；各类佛教经典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虽然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玄奘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却丝毫没有动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十八年前立下的誓愿。此后的日子，除了奉命口述自己的经历，并由弟子辩机笔录撰写《大唐西域记》之外，玄奘再也没有过问过俗世事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经文的翻译工作中去。

由于玄奘通晓经、律、论三种佛典，因此也被称为三藏法师。对于三藏法师所领导的翻译事业，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领导阶层给与了鼎力支持：委任玄奘为翻译工作总负责，全面主持经文翻译工作。为确保翻译的经文质量，政府在全国范围选拔精通佛典的人士前往长安从事翻译。初稿译成之后，再由文学水平较高的官员予以加工润色，使文字更加通顺流畅。

其间，唐太宗在看了部分译稿后，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李治也曾作《述圣记文》，以示皇家对翻译事业的重视以及对玄奘法师的崇敬。

从公元645年到664年，玄奘和他的工作团队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书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卷。

此前，中国的佛经，更多的是师徒口舌相传，没有文字记载或虽有书面记载但无梵文原著对照，以致于流传多年之后版本甚多，内容难免混乱。而这正是当年玄奘远赴天竺留学的直接原因。

玄奘归国后，凭借多年积攒的精湛的中、梵文功底，在翻译佛经时真正做到了文字贴切、语句畅通、语义清晰。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玄奘法师除了保持中、梵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外，还创造性地摒弃了以往翻译佛经惯用的骈体，改用更加通俗易懂的写法，使得佛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他的这一创新，与唐末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颇有些相似之处。可以说，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家和翻译家，更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家。

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圆寂于西安的玉华寺（现名玉华宫），享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出，举国悲恸。为表示哀悼，唐高宗宣布罢朝五天，以此悼念国家就此失去的“国宝”。出殡那天，据说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数高达百万之众，大家都是自发前来，以此来表示对这位德高望重、才学兼备的高僧的缅怀。

玄奘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开创的大乘佛教唯识宗却在他和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下兴盛起来。由于唯识宗讲究因明之学与逻辑推理，因此从近代开始，又得到越来越多各方人士的关注，现在的不少佛学院里都有唯识这一专业。

同时，因为印度多年饱受战乱，变迁频繁，许多历史资料已无从找寻。而由玄奘与弟子辩机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成为了现存的研究古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十三章　西域攻略

西域在贞观初年还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局面，和汉朝时相差无几，只是当年的匈奴被突厥所取代。而上文提到的高昌国，在这些小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高昌，这个自公元460年便已存在的王国，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公元601年，麴伯雅成为了新一任高昌国王。他继承了祖辈们的传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朝参拜，被炀帝拜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爵弁国公，后再封为高昌王。

除了在政治上对麴伯雅的地位予以确认外，隋政府还采用联姻的方式对双方的关系加以巩固：皇室亲戚宇文家的一位小姐被破格提拔，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为妻。此后，麴伯雅一直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并陪同领导一起前往辽东，共同视察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

公元612年，麴伯雅返回高昌。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四年之久，国内难免会出些乱子。很快，高昌国内便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对于这次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有人认为是麴伯雅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招致邻近国家和部落的敌视，于是他们便煽动高昌政界高层发动政变；有人认为是觊觎大权的野心家趁麴伯雅入隋之机大肆扩充势力，一举发动政变；还有的看法是与麴氏有矛盾的高昌其他贵族的所为。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结果是麴伯雅被赶下了台。

万幸的是麴伯雅逃得一命，他和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带领着一部分军队投奔了西突厥。

公元619年，养精蓄锐7年之久的麴伯雅在友邦西突厥的大力支持下，以儿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等人为得力干将，漂亮地杀回了高昌，复辟成功。

此时正是唐朝建立的第二年——武德二年。

这七年间，麴伯雅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这些他都挺过去了。令他所不能接受的是，为何号称天下之主的隋朝皇帝（包括后来的唐朝皇帝）不对他施以援手，让他一个人苦苦支撑，最后真正帮上忙的却是西突厥？一个关键时刻指望不上的老大，对自己又有多大意义？索性不如现实一点，和西突厥搞好关系是正经。

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儿子的麴文泰也抱有相似的想法。

复位成功的当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登基为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他还是依照惯例派遣使者向唐朝告哀。唐朝也派人前往吊唁，拉开了双方互动的序幕。

此后，双方不时地互有往来：高昌除了进贡物品外，还及时地向唐朝通报西域各国的最新动向，唐朝对于高昌的态度和行为也很满意，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然而，国与国的关系核心在于利益。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麴文泰心里越来越不舒坦。当然他并不敢公然挑战唐朝，但找些出气包来踹上两脚的胆量还是有的。

于是，西域各国前往唐朝的使团或商队，在必经之路高昌国境内受到了雁过拔毛式的横征暴敛。无奈在别人的地盘上做不了主，只能低声下气，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宁可穿过危机四伏的沙漠，也不愿穿过人烟稠密的高昌国。

但是在麴文泰看来，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给你铺好了道路，设好了关卡，还招了这么多收费人员，你们不来，我从哪儿找钱养活他们？既然不听话，那就得教训到听话为止。

很不幸的，焉耆王国由于第一个向唐朝申请开放沙漠口岸，放弃通过高昌境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出头鸟，挨了一枪：高昌国军队侵入境内，大肆抢掠而去。

高昌的邻居伊吾国，原先臣服于西突厥，后来又改伺奉唐朝，西突厥一向记着这笔账。现在高昌有心效仿山姆大叔，打算当个西域国际警察。这一想法与西突厥不谋而合，于是，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又对伊吾下了毒手。

可怜伊吾连一个高昌都无法抵抗，更别说再加上一个巨无霸级的西突厥，只好向新认的老大唐朝求救。

当时西突厥的状况也颇有些特殊，这里需要交待一下。

东突厥灭亡后，前任可汗——始毕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欲谷逃到了亲戚西突厥那里。可是，他非但没有对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同俄的收留表示感激，反而在羽翼丰满后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并把亲戚兼恩人的阿史那同俄赶到了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可怜阿史那同俄没有能够重演麴伯雅的复辟奇迹，而是死在了拔汗那。此后，部分部落拥护他的侄儿阿史那薄布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于是西突厥便分化为两个并立的政权，一称南庭，一称北庭。

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经过的是南庭，首领便是叶护可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庭的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欲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统一西突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率军成功消灭了叶护可汗，统一了西突厥。

历史再次印证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至理名言。麴文泰很快便与阿史那欲谷打得火热。

唐朝接到了伊吾的求救，不由得大吃一惊。惊的不是西突厥出兵，而是一向老老实实臣服自己的高昌居然反水，投奔到了西突厥的阵营。看来对于这个麴文泰，可要好好注意一番了。

经过一番准备，李世民向高昌王麴文泰下了诏书。诏书内容一是痛斥麴文泰反复无常的行径，二是要求麴文泰把冠军大将军阿史那矩派遣到长安来，有事相商。

这位大将军的姓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出身——与可汗同出一系的突厥贵族。那么为何一个突厥贵族会去给高昌当什么冠军大将军，还会被唐朝皇帝指名道姓地要求派来长安呢？又有何事相商？

答案其实很简单。阿史那矩并不仅仅是高昌国的将军，他还是西突厥驻高昌的特派员，负责监督高昌的动向，防止唐政府势力的渗透。

所以，唐朝方面要求高昌派阿史那矩前来，是想把他作为人质，或者说作为一颗棋子。借助这颗棋子，继而控制高昌和西突厥的关系，便于从中取事。

至于要商量的事嘛，无非是什么讨论两国邦交关系之类，想来应该只是找个借口要阿史那矩进京罢了。

对于唐政府的意图，阿史那矩很清楚，麴文泰也不是傻子。所以最后前往长安的，是高昌长史麴庸。

麴庸对于李世民而言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