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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见好日子到头，知道呆在广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好潜回上海，从此过上忧问默然的蛰居生活。

扬永泰在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跟随过孙中山，依附过西南军阀实力派，甚至投靠过北洋军阀，就是因为他这样游移不定，才使自己走上了政客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为避矛头，宣布下野，把一个最高位子留给军阀政客们争夺。结果，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汪精卫争得不可开交，而蒋介百则收渔人之利，又于1928年1月大摇大摆地返回南京，重新上台。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依然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心烦不已。这时，杨永泰昔日好友，原滇军中级将领，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

削藩之计

对于杨永泰，蒋介石虽闻其名但未知其实，所以采用了无形赏赐的空头支票，而杨永泰则对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感激涕零，决心为蒋效死力。很快地，蒋介石便觉得杨永泰的智谋与自己的宏图甚是合拍，这才委以重任，任杨永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于是杨永泰便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自己的“削藩”之策，为其解决心腹之患。

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人物上调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上述权力。

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资本。

蒋介石听后大喜，把这一策略作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决心依计行事。“消藩”之策果然行之有效，蒋介石以其为利器，首先挫败兵力强大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接着又连败冯玉样、唐生智等部。连伐连胜，蒋介石骄气益甚，气焰高涨，只有三年，蒋介石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消藩”的目的。

臭味相投

消藩之后，蒋介石隐患除却，立即又想起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于是便从1930年10月起接连进行了三次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然而三次皆以失败而告终。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境况非常窘迫，不得不又一次的通电下野，引咎辞职。当然，这种被迫下野，蒋介石搞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是轻车熟路，面皮也磨得出了老茧，这种丢脸面的事情多做几回也无所谓。

不久以后，蒋介石又一次爬上高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结果又是惨败。四次惨败，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时，杨永泰又进言劝蒋介石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策略。蒋读后大呼痛快，眉飞色舞地说：“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与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妙策，我想‘剿灭共党’为期不远了！”

而后，蒋介石便着手以杨永泰的谏策为辅，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以秘书之职直接控制秘书处，总揽政治。由他负责的政治厅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新闻宣传方面，行营三厅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反“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将领，责其认真阅读，作出登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蒋介石明令：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制度。对根据地人民，则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由于蒋军的腐败，这些活动和措施，很快就变为泡影。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同时蒋介石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在南昌行营高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人员给以集中训练，强迫这些人写反省笔记和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然后印出散发，大力宣传。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主要是“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作其他开支。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费、运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行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一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对社会力量，国民党也不放过，熊式辉出面发动江西知名人士彭程万、欧阳式、王明远等组织一个“江西协剿委员会”，以所谓民间形式分担由原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行营还指示江西省政府，在江苏区普遍高办中山民众学校，强令当地儿童、少年人学受训，所编课本内容都是专门谎毁工农革命、诬蔑共产党的谎言谬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颇费力气。他实施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方针，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根据地逼走，使蒋介石一时得手。因此，蒋介石更加信任杨永泰。杨永泰因“谋划”有功，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

　这个文人不简单

蒋介石在1932年前后看出了杨永泰的才华，利用杨永泰的才华为自己的事业办成了八件大事，蒋介石深信杨永泰，杨永泰在蒋介石的手下也权重一时。但杨永泰人蒋介石幕后，便开始插手占据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位置，大力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势力。开始，陈果夫、陈立夫哥俩没把这件事太看重，认为扬安排一些自己的人也是正常之举，役什么了不起的。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到超过陈果夫、陈立夫所想像的境况的时候，傻哥俩才深深感觉到扬水泰已成为自己“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逐渐下定决心以‘清君侧’的方式干掉杨永泰。在杨永泰与二陈你死我活的较量中，蒋介石不偏不倚，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任双方各施手段。最终，二陈还是用暗杀的办法干掉了权欲熏心的杨永泰。

死了就死了吧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身亡，先是十分震惊，后是十分难过，猫哭耗子，干嚎几声。想杨永泰跟随自己几年，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平定了国民党内部诸军阀与他的夺权斗争，摆平混乱局面，而且在挤走江西和南方的工农红军力量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功劳不小。如今杨永泰一死，他身边少了一位重要谋士。同时蒋介石也很生杨永泰的气，为什么要掺和派系斗争，害得自己也被刺身亡，乖乖地做个秘书有什么不好。

虽然如此，但蒋介石丝毫不为之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用人原则和驭人策略，他还是看重那些没有野心，不参加派系之争的文人。对于杨永泰，他说：“文才可用，心术不正。”可见他对杨水泰是持欣赏与否定的双重态度的，但是他却巧使计策，使杨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而且至死不渝。这才是蒋介石统驭文人的“高明”之处。

　方圆兵法（兵法四）

无为而治以柔克刚

真正的“方圆”人，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天下第一

老子《道德经》有言：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腹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可否认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水遇热变成蒸汽，这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用这一规律来生产暖气，制造人工降雨等等。这正是说明，我们无法改变铁一般的规律，却只有顺应它，利用它。

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言几句，正是含着这种道理，圣本无圣，智也非智。所谓圣人其实也不过是因其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思想被大多数人接受或承认而被冠以“圣人”的称号。而这种所谓“圣人”从某种角度来说，恰似一副紧紧梆梆的枷锁。接受了“圣人”的思想也就意味着要排斥其他人的思想观念。

老子主张无为而为，无为即是有为，有为反而不如无为，如面对一片原始森林，如果我们不去理睬，倒是它自己花开花谢，叶茂叶枯，自生自灭。但一经我们插手，往往是兔走鹰飞，草盛木稀，森林变会遭到灭顶之灾。人之有为害了森林。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弃人为而变无为，却反是有为。“民利百倍，民腹孝慈，盗贼无有。”“为职”之道，首要的便恰恰是要树立这种“顺应”的思想观念。

曾有一个叫阳子居的人问过老子这样一个问题：“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先生，望先生不吝指教。”

老微微一笑，点点头，示意他问。阳子居问：“先生，有一个人，行动果敢敏捷，同时又具有深入透彻的洞察力，而且他又勤学于道，先生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就可以称为是理想的为职者了呢？”

老子仔细地聆听着，边听边思索。等阳子居说完，老子微微摇了摇头，抬眼望着阳子居，依旧笑着回答说：“如你所言的人其实只不过是像个小官吏罢了。像你所描绘的那样的人的才能其实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才能往往其才能反成了束缚自己的绳索。”

阳子居听得甚为迷惑，一头雾水似的望着老子。老子装作不在意，接着自己的话继续说道：“只具备有限才能的人，往往为才所困，终使自己身心俱乏，心力交瘁。恰似虎豹因其身上长有美丽的斑纹和光亮的皮毛反而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为身体灵敏活泼，机警灵巧；猎狗因其擅长猎取动物，善于追奔，所以才被人抓来，捆之以绳索。有了优点反而引来灾祸。你说，这样的人是理想的为职者吗？”

阳子居若有所悟，问道：“是这样。是不是就像马儿因为善于奔跑却又只会奔跑，结果却是被人驯服豢养，成了供人骑耍的工具。”

老子微笑着点头，表示他很赞赏阳子居的聪慧。

阳子居又问：“如此说来，那么，先生以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为职者呢？”

老子回答说：“一个真正的理想的为职者应当是这样的，他的功德普及天下，恩惠泽被后世，而在～般人眼中一切功德又都似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教化惠及万物，德追乾坤，然而，人们印又丝毫感觉不出他的教比；他治理天下时，根本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而对万事百姓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为职者才是真正理想的为职者。”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