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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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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并不乐观。一份报告称： “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引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刊《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一文。这为运动升级提供了理由。接下来，这些“大资本家”将见识到“革命的威力”。
上海工人被发动起来，当面揭发“资本家”，许多人因不堪忍受压力而自杀。据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一文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在这样的形势下，荣毅仁如坐针毡，在申新来回踱步思考对策，最终决定参加互评互助会，向组织坦白交代。
会上，荣毅仁战战兢兢地上报“违法获利款项”。起初，这个数字有“280亿”，已经令许多人感到吃惊，随后追加到“300多亿”，到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报出“2096亿”这个天文数字，全场唏嘘不已。但荣毅仁同时强调： 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至于欠政府款项，只能将申新公司抵押或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引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刊《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一文。
最终，难题的突破口集中到如何为这个“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定性上。在“把荣家划到哪一类”的问题上，上海市主要领导谨慎地认为，“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部分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政策，据此将荣毅仁定为“基本守法户”。报告打上去，毛泽东看后认为，不必这么小气，可以再大方一点，荣氏便被划入“完全守法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记录划分荣氏企业的这段典故： “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棣活、刘鸿生等人也在此列。
已无从考证这场风波给当时的荣毅仁造成何种震荡，但随后发生的事实表明，他的经营思路开始回归保守，变得本分、规矩和小心，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也许，这不仅是形势所趋。
有了“完全守法户”这层保护膜，荣氏和郭氏安心经营，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推进，他们被树立为“守法经营”典范，供全国工商户学习。而政府也乐于见到申新与永安如此行事。
荣德生辞世
免于诘难的荣氏家族马上迎来一场沉痛的告别。
1952年5月，荣德生忽然身染紫斑病，多方医治不见好转，身体每况愈下。自感来日无多，7月25日，荣德生口述遗嘱，叮嘱海内外荣氏子女，关心国家建设，为祖国出力。4天之后，荣德生逝于无锡老宅。
荣德生埋骨舜柯山。苏南行政公署组建治丧委员会，政府悼词全面且不失煽情地概括了这位老人长达77年的生命轨迹：“荣德生的一生，是为开发民族工商业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有和困难搏斗的精神，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一位民族工商业家。”
荣德生垂危之际，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目睹种种现实，不知作何感想。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一生与市场打交道的“民族工商业家”至死都未能领悟“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的宏旨。
1952年8月，荣毅仁在《先父德生公事略》中如是记录荣德生回顾一生的片段：“余从事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及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队。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于今年“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
半生淋漓，荣德生无疑对新政府寄予希望。但他深知年老体衰，以己之力，恐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晚年的荣德生回归田园，性情更趋恬淡，尽管顶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华东政策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头衔，却极少过问俗务，将家族事务全权交由荣毅仁打理，自己在无锡乡下安心练字、读书、养老。因此，他的去世对三新财团震动并不大，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荣毅仁在前台指挥，对企业实际创始人的逝世并未表现出过分留恋。
荣德生的去世标志着荣氏第一代企业家时代的彻底终结，以荣毅仁为代表的第二代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人们不禁要问，荣毅仁这位风华正茂的“新船长”将把“三新系”带到何方？
现实很快给出答案。
1953年开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荣毅仁和郭棣活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这两位“纺织大王”说：“你们两位能否在内地生个儿子？”荣毅仁和郭棣活心领神会，旋即着手准备合作。
荣、郭本欲合建一家纺织厂，但随后的形势变化促使他们改变计划，由申新、永安公司出资，与国有经济联合建厂。4年后，总投资3300万元的安徽第一纺织厂建成投产，国有股比例达25％。
公私合营浪潮之下的荣氏企业
让荣毅仁、郭棣活改变计划的事件便是公私合营。
新中国成立后，为缓解经济困难，平抑物价，政府一度采取团结、引导方针。随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过分放任工商业可能走向混乱，并且有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私营工商企业出路成疑。
对于当时尚缺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民政府来说，如何将自由市场成长起来的企业纳入计划经济轨道，接受政府统一调拨，是一件前无古人的难题。1950年，“船王”卢作孚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获得通过实施。此后，民生公司成为私营企业改造标本。
1953年下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整顿、改造私营经济被提上日程。当年秋天，中央政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市场管理，政府随即对粮食、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公私合营的号角已经吹响。
棉、粮系统恰是荣氏企业根本。主动改造还是静观其变？荣毅仁感到很苦闷。倘若接受公私合营，便意味着荣氏半百基业全部将改名换姓；如果拒绝，又将面临何种后果？所有人都不得而知。荣毅仁不禁在心中暗暗发问： “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举棋不定之际，陈毅市长的开导传入荣毅仁耳中：“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两番发问后，接着便是如雷贯耳的答案：“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引自《南方周末》2005年11月刊《传奇荣毅仁： 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促其走向成功》一文。
1953年结束之前，申新旗下广州二厂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荣毅仁开始行动了。
1954年成为申新变身之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会议，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申新二、三厂合营事宜。4月2日，荣毅仁在申新系统座谈会上提出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发展，并决定不日召开股东大会，商议申新系统公私合营的可能性，争取早日合营。
4月14日，86户申新股东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许多股东担心财务没保障，表示不能理解，荣毅仁奉劝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最终，会议决定由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
5月31日，荣毅仁向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华东纺织管理局正式提出合营申请并获通过。政府派驻工作组协助申新改造，经过三个月的重组，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被任命为总经理。
另一方面，李国伟领导下的宝鸡纺织、面粉、造纸、机械厂及天水面粉厂被改组为新秦企业公司，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先后被改组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纱厂”和“公私合营汉口申新面粉厂”。
荣氏企业在荣宗敬去世16年之后，分崩离析，又殊途同归。而此时距荣氏创业已满半个世纪。
眼光放长远
1955年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
第一次座谈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毛泽东悉心阐释公私合营的重要性，他说： “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能好睡觉。”
在公私合营的大背景下，这个形象而风趣的比喻无疑显得耐人寻味。接着，毛泽东又用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故事举例：“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99年3月5日刊《“少壮派”荣毅仁带头“举起了双手”》一文。
尽管在1954年申请公私合营，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中，荣毅仁仍显现出资本家特有的独立，对于政治也是惧怕多于敬佩，他有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当时，毛泽东以战略家高度两次提及“眼光放远”，提纲挈领的讲话在荣毅仁心中引发阵阵涟漪。
37年后，在毛泽东忌辰，荣毅仁第一次向外界披露彼时听完讲话后的心境：“毛主席的讲话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③引自王伟群著：《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荣毅仁的前世今生”一节。
荣毅仁从这些亲身经历认识到：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
会议结束后，荣毅仁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要把所得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荣家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不久，高层领导到上海会见工商界人士，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者众。
某种程度上，这与上海流行的那个“猫吃辣椒”的段子不谋而合。一位领导人问另两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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