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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也不会这样挤了。

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

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

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小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

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人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

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太高奇xzlm書网。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来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对农业的忱虑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

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

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里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乡镇工业，造成大片肥沃土地撂荒的严重浪费。近几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地农民不仅去沿海省份打工，而且也去务农，从而减少了土地撂荒，这是一个好现象。

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应该相应较高，地租收入应属于土地的所有者。在我国，农业用地是属于生产队的，因此地租应当成为农业的收入并继续用于改善土地质量，扩大对耕地等的投资。但我国没有明确地征收地租，农业收入中也没有地租这一项。其结果是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价低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粮食的相对劣势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格，将会有大量粮食进口，这将迫使我国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或者发展花卉、药材、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这虽然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但这样引起的结构大变动我们似乎缺乏必要的准备。农民受业培训，城市就业开拓，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来实现这种调整。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当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基本上靠计划保证，播种面积、抢种抢收、催交公余粮都是在计划安排下完成的。现在把生产、收购逐步交给了市场，价格就起了关键作用。压抑粮价就是向农民发出减少生产的信号。可是我国粮食并不充裕，粮食减产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强调要增加农业的投入，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办好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险，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违背市场规则去压抑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这种互相打架的政策实在叫人费解。

199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