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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与(观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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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教授的杂志。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是因为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较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①
中国的大学教授对国家的热情,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精神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②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在一篇《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
《观察》对教授和学生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①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2)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是十分好的,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①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查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与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
教授在学潮中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教授对时政的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当时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比较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
《观察》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①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很能看出他们的性格: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②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90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大部分知名教授。他们认为:③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地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借暴行来挑畔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借以制止层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样的惨剧,祗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
当时《观察》经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如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①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以专业为借口,远离社会政治。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观察》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教授对政府的批评。下面是《观察》上一篇大学教授的宣言。②保障人权宣言者:朱自清 向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达 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 汤用彤 杨人楩 钱端升二·二二·北平近日北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囵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博士,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学生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发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为保障人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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