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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1978-2007-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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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中实业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公司,其上市纯粹是一个偶然,在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吃螃蟹的情况下,这家只有50万元注册资本的小企业意外地成为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并成为第一批上市的公众企业。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股本结构上的特殊:由于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①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一制度在2005年之后才被改变。使它在众多股票中显得非常独特,也成为那些资本玩家们最乐意染指的企业。

这年春夏,与全国投资大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股市却要萧条得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利好的推动下,沪市股指曾冲到过1558点,可是接下来就掉头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股指更是应声大挫,跌破了1000点。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内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北上拜访,他告诉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他举例说,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鲇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以躲避鲇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渊听懂了,他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

扭转战局一个月后,这条名叫宝安的“鲇鱼”果然就来了。宝安开始攻击延中,沪市果然被搅得骚动不已,延中股价连日拉阳线,股价从9月涨到了12元。9月30日,宝安发表声明,宣称已拥有延中实业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涨,8日后竟达到42。2元,沪市随之大热。

宝安此次狙击,颇有技巧,按证监会的规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须要公告,宝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开盘,就大口咬进342万股,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其时间刚好拿捏在公告发表的同时。延中认为,宝安的做法是一种恶意收购,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它还掌握了另一个很有利的事实,出手收购的宝安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元,而用在收购上的资金前后多达8000万元以上。政策规定,信贷资金和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延中当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利益,风波由此而起。

从公开的事实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持同情的态度。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它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缴纳100万元罚款,但同时宣布其收购有效。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

中国股市的第一场收购战便在这种暧昧的硝烟中尘埃落定。尉文渊以延中为诱饵,引进了一条宝安“鲇鱼”,最终达到了吸引全国目光、把上海股市激活的目的。日后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斗场。”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斗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花100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收购苏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0%。等到深交所发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000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飘然离场,不知所终。①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为H股。当年有青岛啤酒、上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上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第一次成规模地在另一个经济体融资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后风云一时的企业家还在成长的路上。后来创办全国最大家电连锁公司的国美集团创办人黄光裕,这时还是一位24岁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欢说自己是“李嘉诚的老乡”,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早早地离乡四处做生意。他在北京开了一个家电市场,1993年的销售额居然做到了2。3亿元。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自己的秘诀说,“别人在进价和税钱的基础上,加价5%出售,我就只加2%,这样消费者就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这一年,一位名叫马俊仁的中学体育教师成了国家英雄。他以严苛培训女子长跑运动员而闻名。从1988年起,他带领的“马家军”就在一系列的国际赛事中夺得好成绩,1993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一举席卷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银、铜牌和10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一时间,举世震惊。他的首席女弟子王军霞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后身披国旗绕场飞奔的镜头,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马家军的辉煌成功,让国民大呼痛快,仿佛一夜之间扫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人们对马家军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同时,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在第一时间嗅出了其中的价值。就在世锦赛后一个月,一则广告便在全国的电视台上播出:马俊仁坐在一张报告台前,好像是在开一个事迹报告会,讲到如何取得了好成绩时,他突然举起一盒保健品,用带有浓厚辽宁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我们喝的是中华鳖精。”

“中华鳖精”由浙江省台州地区温岭县的一家保健公司出品,在此之前它籍籍无名,可就靠了这则制作粗糙却播出十分及时的电视广告,它竟迅速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牌之一。马家军的神奇崛起,让人们对马俊仁的训练方式十分好奇,而向来对“秘方”怀有先天好奇的中国消费者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前几年的健力宝已经用“东方魔水”的故事充分证明过了。而马俊仁也在很多场合暗示,他有一个能够让人迅速恢复体力的神秘药方。到10月,全中国的商人都想找马俊仁谈生意,都想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药方”。这位性情耿直却不太有商业细胞的体育教练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躲进辽宁体育学院里不肯见人。

月25日,马俊仁终于再次出现在公众媒体前,此次,与他欢笑地站在一起是一位名叫何伯权的广东企业家。后者宣称,他领导的乐百氏以100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马家军的营养秘方。

收复之役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

——李东生:1995年柳倪风波平息,“市场派”占了上风,“贸工技模式”最终成为联想战略,接下来的柳传志再次展现出他长袖善舞的经营能力。

柳传志决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放手一搏。他对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当有记者问他,“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说,“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篇报道中用了这样的标题——《联想与“八国联军”拼市场》,俨然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民族保卫战。

话说得如此激奋,实际工作却很务实,柳传志的第一个举措是谋求政府的支持。他游说电子工业部,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关注我们,当我们做得好时为我们叫好”,二是“希望制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行业采购政策,在性能价格比相同的前提下,优先购买国产商品”。电子工业部接受了柳传志的提议。在有关政策的扶持下,联想在很多政策采购招标中,屡屡挫败跨国公司。

在公众舆论上,柳传志更是大张旗鼓,营造振兴民族品牌的浓厚氛围。1995年4月1日,当第10万台联想电脑下生产线的时候,他宣称这是民族电脑业的一个里程碑,并策划了一个“把第10万台电脑献给谁”的公益活动。最后,他把这台电脑送给了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榜样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此外,他还和地方政府联手,发起“联想电脑快车”活动,在全国三百多个城市推广家用电脑和联想产品。

在产品制造上,他则强令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保证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聪计算机商情》在评论中说,“新机箱的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1/8。”

就是凭借着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联想经济型电脑席卷全国,市场份额节节攀升。面对联想潮水般的进击,跨国公司们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它们的价格仍然高高在上,对联想的价格战策略无动于衷。这种局面连杨元庆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反应很慢。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太轻敌了。”到7月,调查数据显示,在个人电脑销售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联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正是在联想的示范效应下,中关村那些国产品牌公司如梦初醒,纷纷改弦更张,重树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战果已经非常显赫地展现出来。在一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长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中国产品牌占到了六个。杨元庆不无得意地说,“不仅是联想,还有其他大公司,都在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

纵观1995年的中国,在电脑产业发生的这幕民族品牌大戏,并非独此一出。

从1992年之后,随着大批国际资本的潮水般涌入,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空前的冲击,市场格局一日三变。与此同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本土公司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消费者对国产商品也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振兴民族工业既成为一个中国产业成长的战略构想,也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公众心理氛围。

年4月,一则新闻稿曾让很多人欷虚不已:一度被摆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重庆天府可乐被百事可乐正式收编。有观察者统计了一下,至此,中国八家生产碳酸饮料的饮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广和之外——还记得这家公司吗?20世纪70年代末,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曾提出与它合资建造第一条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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