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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　　　※※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