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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第4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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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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