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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是个重要的经济学者，没有拿得诺贝尔奖怎样也说不过去（虽然他有五个学生获该奖）。他那一九二四年的鸿文是他的代表作，在重点上提出了四十六年后的高斯定律！但为什么奈特那样重要的提点，在行内被漠视了，大家还继续在社会成本的话题上吵呀吵的？

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奈特的行文不容易读。他的文字虽然有千钧之力，但就是不容易读得懂。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表达不够明朗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二是悲哀的。庇古没有响应奈特的鸿文。他只是把公路的例子在跟而来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再版中删除。这删除似是逃避了。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公路的例子错了，其它类同的例子又有什么作为呢？作为是有的。其它例子把社会成本的辩论拖长了四十多年，愈吵愈烈，要到高斯一九五九年选用另一个例子才立竿见影。这是后话。

第三节：蜜蜂惹来的争议

虽然庇古在他的巨著中提出多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例子，但奇怪地到了五十年代初期，经济学行内盛传的例子只有米尔的灯塔与庇古的工厂。这使好些学者认为有社会成本问题的情况不多，市场失败的机会不大。然而，一九五二年，英国的米德（J。　E。　Meade）提出了蜜蜂的例子，社会成本的问题又热闹起来了。

当时经济发展的学说正在兴起，社会成本的概念与发展有关连，火上加油，搞得经济学风起云涌，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成本问题就变为界外效应（externality）问题，数之不尽的「界外」名称目不暇给。我当时是学生，被弄得团团转。后来在一九六九年我大发牢骚，手起刀落，把界外效应杀下马来。这是后话。

米德的例子，是养蜂人的蜜蜂飞到隔邻的苹果园采蜜，不用付价给果园的主人，后者所种的果树数量就会少于花蜜可以收费的情况。这是无效率，政府应该补贴（subsidize）给果园，鼓励多植树。另一方面，蜜蜂采蜜之际，无意间把花粉传播，使果花结子的数量增加。但果园的主人没有给钱养蜂的购买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这样，在边际上蜜蜂的饲养就过少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也是无效率，政府也应该补贴给养蜂者多饲养。

我们不难明白蜜蜂的例子发表后就立刻大名远播。蜜蜂的翻飞，衬托大自然的风和日丽，而又那样新奇，怎会不触发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另一方面，近代的经济发展学说起于一九四八年，蜜蜂的例子一九五二年出现，而在那学说中社会与私人的成本或利益的分离是个重要话题。这样，蜜蜂及其它几个例子就把经济学搞得天翻地覆。在讨论这个不幸的发展之前，我要先说一个闲话。

一九七二年，我在华盛顿州有世界苹果之都之称的Wenachee市一带作了养蜂与果园的实地调查，只三个月就大功告成，于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其结论是，不仅蜂主与园主有花粉传播的服务合约与蜜蜂采花蜜的合约，而且价格厘定的精确不亚于市场一般的其它物品。我调查了不同的季节（春季需要花粉传播服务，夏季盛产花蜜）与不同的植物（服务的需求与花蜜的供应不同）。租用蜜蜂服务以每箱算，金钱租值是以花蜜回报少为高，花蜜回报多为低，而同一季节，不同用途的平均租值（服务收费加花蜜所值）大致一样。在夏天，不用服务但有花蜜回报的，租值是负值（蜂主要交租给园主，也是每箱算）。

这篇推翻米德的蜜蜂例子的文章是意外的收获。学术生涯四十年，只有这一次，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发表了一篇数十年来常被引用的文章。这可见研究的回报，也要论碰巧。我幸运过一次，但远不及高斯的音波频率研究那样幸运。这是后话。

回头说经济发展学说与蜜蜂的关系，就没有那样幸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上美国非常富有，而落后的贫穷国家所在皆是。落后之邦怎样才会有可观的经济发展，才可以不向美国乞怜，是热门的话题。洛克斯（R。　Nurkse）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落后国家积聚财富的困难》（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经济发展学说就兴起了，极盛大约十五至二十年。

这发展学说的重心问题，是政府要鼓励哪一种投资才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率。答案的一个重点，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要重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而不单顾私人的成本与收益。一项私人的投资，要注意的是没有算在私人成本之内的对社会的损害，或没有算在私人收益之内的社会收益。

想当年，什么要算什么要不算是复杂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社会是个人之外，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为界外效应（externaleffects或externalities）之说。界外的话题始于马歇尔。分析成本，一家工厂的生产成本下降，可能使这工厂之外的其它厂商的成本也下降；一家工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可能使其它厂商的成本上升。这是有名的external　economies与externaldis　economies，不一定牵涉到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或收益有所分离。

哪一种界外效应有社会与私人的分离，哪一种没有，是令人头痛的分析。据云：技术上的界外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有分离，金钱上的界外效应（pecuniary　externalities）没有。但什么算是「技术上」，什么算是「金钱上」，又吵个不休。到后来，单是技术上的界外效应就有几十种！

是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日子中高斯拦途杀出，提出了后来有口皆碑的高斯定律。

（《经济解释》之六十九）

第四节：高斯的音波频率

高斯是个幸运的大思想家。五十年代因为经济发展问题而大兴土木的界外效应争议，他没有参与，有关的文章也少读。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界外效应的话题上高斯是个旁观者。是的，有些科学上的问题，知得越少越有利。更幸运的是他无意间遇到了一个奇特的实例，使他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的问题。

高斯出自伦敦经济学院，二十一岁到美国游学一年，其间在芝加哥大学旁听了奈特两课，若有所悟，写了一篇六年后（一九三七）发表的、四十多年后才被重视的关于企业的本质的文章。一九九一年获诺贝尔奖时，该文是被提及的二文之一。在诺奖演说中，高斯说：「在八十多岁因为二十多岁时写的文章而获奖，是奇异的感受。」

留美一年之后他回到英国任教职，研究的兴趣集中在垄断的话题上，对政府支持的垄断是他的专长。他调查过英国的邮政局的史实发展，但主要的研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垄断专利。高斯在一九五一年转到美国的水牛大学任教职，其后转到维珍尼亚大学，最后转到芝大。没有博士衔头，到美国任教不便，他以几篇文章申请，获伦敦大学颁予科学博士，是荣誉性质的衔头。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的戴维德写介绍信，高斯在美国就找到工作了。

到了美国，高斯的研究还是广播的垄断专利。在美国，管制广播权力最大的是「联邦传播委员会」。高斯问：这庞大的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追查历史，知道这委员会的前身是「电台传播委员会」。后者的诞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岸波士顿一带的渔民出海捕鱼，一去数天，家人与海上的渔船联络，报天气、问平安等，是以无线电机传达的。问题是多艘渔船出海，好些与家人联络时用同一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弄得一团糟，而有些好事之徒，乱用频率报出不实的天气讯息。「电台传播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要管治这混乱的情况。后来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扩张，最后变成为「联邦传播委员会」，管治美国的所有传媒。

一九五九年初，高斯为音波频率混乱的问题写了《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munications　mission）一文，寄到芝大的《法律经济学报》，要求发表。该学报当时的主编是戴维德。后者一读来稿，惊为天文。然而，芝大的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文内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错了，不修改就不应该发表。但高斯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改。戴老说众多高人说要改，高斯的响应是既然那么多高人关注，就是错了也一定是错得有趣，应该发表。书信来回几次后，戴老与高斯协议，文章发表，但高斯要在发表后到芝大澄清他坚持的观点。

音波频率的混乱，互相干扰，是难得一见的绝妙实例。看来与工厂污染邻居类同，但音波频率的互相干扰却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别。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火车损害谷稻，火车坏，农民无辜。蜜蜂采蜜不付钱，园主好，蜂主坏。河的上游污染下游，上游坏，下游无辜。永远是一坏一好，坏的要赔偿给好的或无辜的，顺理成章，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但音波频率的例子，是你干扰我，我也干扰你，没有好坏之分。不用考虑谁好谁坏、谁对谁错，音波频率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看世界。我损害你，但同时你又损害我，那应该是由谁赔偿给谁了？

高斯在调查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一段有趣的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对话，是一位议员在聆讯中质疑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总裁。该议员问：「广播的频率为什么不公开竞投，价高者得，使纳税人多得利益？要是政府将一块土地给你畜牧，政府是会收费的，但为什么土地收费而频率不收费？使用空间收费为什么不合理？」总裁的响应，是这观点新奇，他从来没有想过。高斯之见，是这新奇观点新于一七七六年的史密斯（A。　Smith），资源（频率）的使用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指导的。

完全看不见的音波或广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而其使用可在市场成交，于一九五九年提出来不仅新奇，而且有很大的感染力。我作学生时读到，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了好几晚：如果看不见、摸不的空中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世界上还有什么物品不可以界定为私产呢？频率可以界定为私产是相当肯定的。

回头说芝大的众多经济学大师反对《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的一个重点，是高斯提出了另一个例子与分析。高斯说如果一块地用作种麦，又用作停车，其混乱与互相侵犯，与音波频率在空中互损一样。频率的混乱例子既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车辆停在农地上，损害了农产品，也没有好坏之分了。农地若因为种麦而不准停车，是种麦者损害了停车的人。是要谁赔偿给谁呢？

高斯的答案，是要看产权谁属。要是农地是种麦者的私产，那么要停车的大可付费给种麦者，付费够高就买了损害种麦的权利。反过来，如果地权是停车者所有，那么要种麦的大可给停车的一个租金，把车辆赶出地外。高斯之见，是停车与种麦的混乱，车停在麦田上，是因为土地不是私产的结果。这是说，混乱与互害是因为产权没有被界定为谁属。如果产权被界定了，不管谁属，市场的交易会导致土地价值最高的用途被采用，不会再有混乱的情况。在这例子之后高斯的一句结论清楚而重要：「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