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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高手李鸿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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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二者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智慧的主体是人,而客体则是自然天地,是人类针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谋略的主体是人,而客体还是人,是人针对于人的机谋算计,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的。
西方人崇尚的是智慧,而中国人喜欢的却是谋略。西方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他们只是为了探讨思想,研寻规律,不跟人争,也不跟人吵,故传名天下。
一个民族,如果分不清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谋略,那就容易犯下把谋略当智慧的错误,一门心思地沉溺于内斗之中,乐此不疲而不知反省。而一个人如果无法区分智慧与谋略,那就更可怕了,他的价值观将被扭曲,他的心灵将被熏染,而他的一生,有可能沦为谋略的牺牲品。
一个人如果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下,他只要潜心研究智慧就足够了。但如果他不幸生在东方中国,如果他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他就必须再给自己添点儿本事,不仅要懂得智慧,更要对谋略了然于心。
只有智慧而没有谋略,就会沦为负面力量的牺牲品,被人暗算而无处讲理。只有谋略却没有智慧,就好比大树无根,大厦无基,不管你爬得有多高,哗啦啦大厦倾,此乃必然。
曾国藩和李鸿章能够在中国这种怪人扎堆的奇异世界成就事业,就是因为他们既娴于智慧,又懂得谋略,缺一而不可。
缺了智慧,谋略就成了整人的手段,最是令人不齿;少了谋略,智慧就成了任人猎取的美食,因为你丧失了保护自我的能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智慧,沦为了谋略的猎物,又不知有多少谋略,只因为没有智慧的内核,最终成了丑恶与卑鄙的代名词。
比较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曾国藩是智慧多一点点,谋略少一点点,所以曾国藩成了圣者,成为世世代代读书人景仰的人生偶像。而李鸿章则是谋略多一点点,智慧比老师少了一点点,所以李鸿章同样也能够成就大事,但最终由于智慧含量的不足,留下来的仍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满地凄凉。
曾李师徒,也曾联手施展过一把谋略,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曾李联手施展谋略,都是被咸丰皇帝给逼的。如前所述,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传旨调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护驾。曾国藩陷入两难之中。
于是李鸿章越众而出,谋略曰:老师,这个事容易摆平,你这么着,你现在上疏,不提鲍超,单说自己是多么忠君,多么爱国,你要求自己提师北上,又或者是胡公胡林翼去,就请圣上下命令吧,圣上指到哪里,咱们就打到哪里,绝对不带打差的。
曾国藩大喜,于是立即如此上奏,咸丰皇帝遭遇到真正的谋略,顿时心悦诚服,从此不提让鲍超北上的事了。
曾李联手合谋咸丰,这是陈年旧案了。
曾夫子是圣者,心地光明纯净,不得已而谋略,谋略完了,就算结束了。可是此谋略是李鸿章的杰作,他肯定会将这个成功案例,编号贮存在自己的脑子里,以备随时查询。
也就是说,曾国藩不太可能记得这件旧事,更不可能写下来,以免让人抓到他不忠君的把柄。正因为不记得,所以他才要求让湘军旧部程学启往援金陵,以解曾老九之围。却忘记了,他的这个要求,和咸丰皇帝要求他派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丝毫的差别。
可以确信,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书信,肯定会尖声大叫起来:老师,你怎么又把这道练习题给翻出来了?
这题咱会呀!
谋略法则的实战演习
那么李鸿章该如何再解这道题?是不是应该像上次一样,立即给老师写信,表态说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要求自己赴援金陵呢?
错!
谋略这东西,是人与人斗智,与自然界的规律完全不同,讲究一个“变”字。
相比人类的心灵来说,自然界要纯净得多,简单得多。比如说自然规律,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多少年来始终不变,绝不逸出自己的轨道四处乱窜。而人则不然,人性是反复的,是在变化的,是没有可以依循的规律的。
如果说,人性真的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博弈规律,就是不让你猜到他的想法和做法。你认为他往东,他就一定要往西;你认为他应该去打狗,他就非得去撵鸡。人类就是这样跟你抬杠,让你抓不住摸不到他。一旦他的思维规律被你掌握,那他就沦为了你的奴役,再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
人性的规律就八个字:打破控制,飞天而遁。总之就是让你猜不到。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之所以被誉为谋略之神,就是因为他总能准确猜中对手的想法,而对手却猜不到他的,所以大家羡慕死他了。
谋略规律,博弈法则,应用起来千变万化,归纳起来却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无非是两个法则。
谋略法则之一:后发制人。
谋略法则之二:节点错位。
后发制人,节点错位,这八个字听起来古里古怪,在现实中的应用却是非常方便。
后发制人,是说谋略者不可先行。如果你先行一步,就意味着你要提交一份议案给对方,这就为对方设置了精确的打击目标,对手只要瞄准你这个议案猛烈开火就是了。
谋略者以静制动,不可争先,争先必被人所谋。这是第一法则的解释。
节点错位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节点错位,是建立在第一法则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第一法则,第二法则也就不再适用。但如果第一法则生效,第二法则立即就会派上用场。
第一法则生效,是指对手已经提交了议案。对手既然敢于提交议案,事先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了,确信万无一失,才会郑重推出,以期赢得满堂喝彩。这种情况下,你想否定对方的议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手已经思考过你每种否定的方式,有无数条应变方案在等着你。
所以,你最好的法子,是把对方的方案扭曲一下,变形一下,这样就容易打击了。
所谓扭曲变形,仍然是针对对手的方案来说的。既然对手提交了方案,那多半是已经做了精确的测量,让这个方案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上。只有这个节点才是最适宜的,往右偏一点点,就是太过偏激,太极端,丧失了实用价值;往左偏一点点,就是不到位,不成熟,仍然是缺乏实用价值。
什么叫往左偏一点点?什么又叫往右偏一点点?
拿咸丰皇帝诏令湘军猛将鲍超北上的案例来说,咸丰皇帝既然提出这个方案,那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了,留曾国藩在南方平叛,调猛将鲍超北上护驾,两不耽搁,兼顾全局。这个方案堪称完美,无懈可击。
可是曾李师徒联手,不说快点儿执行这么好的方案,而是故意把方案往右边推了一点点,右边就是偏激,就是极端。这个偏激而又极端的新方案,就是曾国藩或胡林翼北上护驾,这不明摆着难为咸丰皇帝吗?
现在,曾国藩又稀里糊涂地把这道旧练习题翻出来了,李鸿章就不能再向右偏了。再向右偏,曾夫子一下子就醒过神来了,我靠,李鸿章你跟老师玩儿这一手,你看老师不打死你才怪……
所以李鸿章为避免被曾夫子识破,就只能往左偏。
往左偏,就是不到位,不成熟,可是到底怎么个偏法呢?
李鸿章把吴煦和杨坊叫来,以慈祥和蔼的声音说道:两位,你们辛苦了,虽然两位已经不再是苏松太道,不再是粮储道,但是你们的军方职务还在,你们仍然是常胜军的管带,仍然是带兵之人。
带兵之人,要报效君父。现在本官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决定派你们二人往援南京,参加金陵会战。这是本官拼了老命才为你们争取来的好机会,你们二位是不是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
吴煦和杨坊已经彻底震惊了,大张着嘴,看着李鸿章:李大人,你刚才说,派我们俩去什么地方?
去金陵啊,参加金陵会战。李鸿章兴致勃勃地说:我看好你们,你们千万要好好表现,不要给咱们上海人丢脸。
这就是所谓的往左偏一点点。曾国藩要求悍将程学启往援,这个方案是完美的。往右偏一点点,搞得激进起来,就是李鸿章自己亲自出马去金陵,这招已经用过了,不能再用了;往左偏一点点,就是找不如程学启的人,比如吴煦和杨坊,让他们两个去添乱。
这个方案,一举制住了所有当事人。
这才是真正的谋略
曾国藩要求程学启往援金陵,是一个精确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李鸿章针对自己的老师玩儿了一手谋略,不仅成功化解了要解决的问题,还一举制住了四路人马。
哪四路人马?
前两路人马是吴煦和杨坊,这俩老兄的根在上海,基业在上海,从事政务是他们的特长,带兵打仗这事儿,他们并不专业。只不过,常胜军是他们两人联手创建的,所以为了掌握军权,他们都替自己弄了个体面的军方职务。现在李鸿章抓住这个把柄,下令将他们两人调出上海,打发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去,让这两人顿时傻了眼。
第三路人马,就是曾夫子曾国藩了。曾夫子盼望着程学启来解围,却不承想李鸿章给了他一支常胜军。要知道常胜军这种诡异组合,是西式的雇佣军模式。常胜军的人生理念可不是什么报效君王,君王又不是你爹妈,对你无一丝一毫的恩德,凭什么要求你报效他?常胜军是严格按合同来办事的,给多少银子,打多少仗。银子给得多,就多开几炮;银子给得少,就少开几炮。这样一支军队是缺乏人身依附观念的,中国人想要控制它,太难了。
所以曾夫子接到李鸿章的书面报告,登时就慌了神,急忙写回信,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更害怕李鸿章先斩后奏,公文一发出就把常胜军扔过来,那可就让曾夫子有苦难言了。
最后这路人马就是常胜军。常胜军的制度太先进,与大清国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常胜军不仅是打仗要银子,不打仗要银子,连遣散都需要支付一大笔劳务补偿,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忽悠。中国的官员将百姓推到战场上去,打赢了自己是名将,打输了死的是百姓,怎么玩儿官员都占便宜。可是常胜军士兵连战死都需要一大笔抚恤金,这种公平交易的理念,非常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李鸿章一石四鸟,一个变招,轻易化解了曾夫子的要求,给吴煦、杨坊、曾夫子及常胜军同时造成了天大的困扰。
这才是真正的谋略。
谋略,就是把你的问题,转化为别人的问题。
谋略,就是让别人来承担问题的解决成本。
谋略,就是把你的解决方案,建立在别人的麻烦之上。
现在,李鸿章这边已经不再有任何问题,而吴煦、杨坊、曾夫子及常胜军这四方面,却陷入艰难痛苦、欲哭无泪的窘状。也就是说,他们全都遇到麻烦了。
有麻烦,就要解决。
可是如何一个解决法呢?
至少在吴煦这边,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吴煦坐在家里,哭哭啼啼,泪流满面,后悔得重力掴击自己耳光。怪自己,都怪自己,想当初,为了把李鸿章请到上海来,自己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跟每个人说好话,最后以先斩后奏的方式,才逼得通商大臣薛焕让步,把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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