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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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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虽然走出书斋,率兵作战,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常常手不释卷,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孜孜不倦,正如他自己所言:“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这种阅读给曾国藩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相当敏感。因忙于军务政务,他不得不放弃诗文之类的创作,专写奏章、文告、书信、日记之类的应用文。曾国藩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应用文堪称古代此类体裁的典范之作,言之有物,要言不烦,意尽而止,决不多置一词。以至《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曾胡治兵语录》等相关书籍成为后世畅销之作。

洪秀全金田团营不久,就开始腐化堕落,定都天京后更是深居内宫,躺在无数女人的温柔之乡;曾国藩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私生活相当自律,他不近女色,不奢侈,不铺张,一生勤俭朴素,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享乐。

洪秀全自天京内讧后,不信他人,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先封两位兄长为王,后封洪氏宗亲大王、小王无数,他们不仅未能帮助洪秀全建功立业,反而鱼肉百姓,蛀空天国根基,特别是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自己本事平平不说,还一个劲地牵制石达开,不断“使绊子”,最终导致石达开离京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其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写信督导他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十分争气,特别是曾国荃率军攻破安庆、天京,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儿子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利用国际惯例和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取得的外交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曾国藩留下的一部《曾国藩家书》,不知感染、教育、勉励了多少后人。

洪秀全起事不久即称天王,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节制内敛”一词。既为“天王”,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文化文明,全都不在话下,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将所有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曾国藩一生如履薄冰,时时告诫自己,约束自己,哪怕湘军攻下天京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膨胀,而是谨小慎微,主动裁军,自剪羽翼。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与落脚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洪秀全走不通科举之路,目光不由得转向他方,结果他得到的只是一本《劝世良言》,仅凭这样一本《圣经》中国版普通读物,便在中华大地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闹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民主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满清的颟顸、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曾国藩所代表并与之抗衡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之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身疮痍地苦苦挣扎不已。而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而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有幅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反清起义,立德与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借助剿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洪秀全“成全”了曾国藩。

历史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两个月的回乡探亲假。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接到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逝世的讣闻。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便从岳州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

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八旗子弟,人尽为兵。”清朝入关,定鼎中原,主要依靠八旗兵,不久即腐败锐化,丧失了有效的战斗力。绿营是满清入关后改编、招募的汉人部队。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绿营便成了“开路先锋”,已不堪用的八旗只能扮演尾随其后的角色。时间一长,绿营又开始腐化。嘉庆、乾隆年间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靠的竟是地方团练。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绿营更是不堪一击。于是,本属“业余”武装的地方团练,一跃而成为与太平军抗衡死拼的主要军事力量。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内心深处又有着一股难以排遣的矛盾与顾虑。权衡再三,曾国藩决定拒旨不遵,马上写就一封奏疏,请允其在家终制。所谓终制,就是守满他母亲的三年丧期。

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生颤栗。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因失败、溃逃被清廷免职、革职乃至杀头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共达三十多人。曾国藩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凭着自己的一片“血诚”,他曾多次冒死犯颜,上书皇帝,希望咸丰帝革除自身的骄矜之气,清除朝廷的腐败之政,扭转时风流弊。特别是《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上达后,咸丰帝还未阅完,就被其中的尖锐言辞所激怒,“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后在大学士祁隽藻的再三疏解转圜下,才免获其罪。他之所以请辞,一则于服孝守制期间出来任事,在道学家、理学家眼里属大节有亏之举;再则在京为官十三年,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事业无成,不如隐其锋芒避而不出。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絰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明知时局难为,可曾国藩在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之下,满怀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郭嵩焘一同赶往长沙,投笔从戎,踏上了兴办团练扑灭太平天国的漫漫征程。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下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任命的全国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也就是说,这四十五名团练大臣都拉起了各自的地方武装奔赴疆场,可影响最大、功绩最著者非曾国藩莫属。特别是战争后期,太平军最为强大而凶悍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则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做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关键与核心所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集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太平天国砸碎孔家店的做法,实则将所有书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全国绅士约一百四十五万,能进入朝廷为官者约十五万。也就是说,那些闲居乡野的其余一百三十多万绅士,只要具有功名之心、血性之气者,都是可堪重用的封建卫道士,潜在的太平天国死敌。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百分之五十八。曾国藩的练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戚继光的兵法精华:统兵在原籍亲自招募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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