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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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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私心,不论对人对己,都有念情营私之嫌。两件事搅在一块,弄得李鸿章既委屈又无奈,觉得难与曾国藩共事,决意离开曾幕,前往正在南昌的兄长李翰章处闲住。李鸿章在祁门危急时离去,曾国藩大为不悦,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可事情一过,双方都变得理智而冷静起来。李鸿章深感自己过于冲动,环顾四周,觉得天下之大,唯有曾国藩称得上真正的豪杰志士,自己要想出人头地,非得依附他不可,正如胡林翼为他分析的那样:“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曾国藩字),君非涤生何以进身?”此时,湘军与太平军酣战正急,曾国藩也急需李鸿章这样难得的人才,便给他一个台阶,主动写信相邀。在离营八个月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过去的任性孤傲、虚骄浮躁几乎被打磨得一干二净。与初次入幕相比,曾国藩对他“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经过一番磨合,两人情谊渐浓,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李鸿章晚年常说他受曾国藩教益之多,平生受用不尽。据曾国藩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记,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
曾国藩不仅在学问、人格方面给李鸿章以影响,其事业也由曾国藩一手培植提携而成。
湘军攻克安庆,对太平天国取得了战略性的重大胜利,但长江下游的李秀成仍据有相当的实力与优势,率军先后占领了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城市,使得上海成为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岛。上海官吏、商人大为恐慌,赶紧前来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救援,并许以每月筹措60万两饷银的丰厚酬报。曾国藩一直为军饷所困,6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自然让他心动,但湘军正沿江东进计划进攻南京,并已遣左宗棠自江西援浙,一时间实在无兵可派。十二天后,户部主事钱鼎铭、候补知县厉学潮又从上海乘外轮来到安庆,仿春秋时期申包胥向秦朝搬兵求救故事,一见曾国藩,就“声泪俱下,叩头求师”,情词之哀迫,令曾国藩不禁为之动容。曾国藩思虑再三,并与幕僚们反复磋商,决定派曾国荃前往上海救援,命多隆阿、鲍超两军会攻南京。正在家乡募兵的曾国荃接信,对出兵上海半点也不感兴趣,他眼里盯着的,是攻克南京的首攻及传说中城内聚敛的无数金银珠宝,便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拒绝。曾国藩对他这位相当任性,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人称“曾老九”的亲弟不便硬性督责,便想让另一湘军将领陈士杰替代前往。陈士杰正在家乡积极布防,以解除石达开对桂阳的骚扰攻袭,作为大孝子的他恐“惊扰太夫人”,明确表示无法脱身。这时,另一湘军将领吴坤修主动请缨,愿率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当即回绝。为挑选赴沪合适人选,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不禁大伤脑筋。他自然早就想到了李鸿章,且知李鸿章比曾国荃、陈士杰等人更具才识卓见,只是舍不得这位大事小事都要与之相商的得力助手,正如他笑言的那样:“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早就跃跃欲试的李鸿章再也按捺不住,不愿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不由得毛遂自荐,“坚请赴申”。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
自离京帮办团练,虽说做了九年相当郁闷的幕僚,可李鸿章初一“出山”,其待遇、实力便远超他人之上,既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淮军,又是名正言顺、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江苏巡抚。这样的优越条件与丰厚待遇,也只有恩师曾国藩才能为他争取得到。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自己组建训练、能征惯战的八个湘兵营,作为“嫁资”送给弟子李鸿章为之壮行,也就难怪李鸿章一辈子都要对曾国藩感恩戴德了。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当然,不论何种创业,都充满艰辛与坎坷,不屈与苦痛,李鸿章也不例外。
六千五百名淮军雇佣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轮,兵分三次从安庆而下,以近乎大摇大摆的姿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太平天国铁桶般严密的防区天京及苏皖一带,顺利抵达上海。朝野上下,对“初出茅庐”的李鸿章不禁刮目相看。于这一近乎冒险的行动,李鸿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败利钝所弗计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云霓,而淮军杂乱的服装与简陋的装备令他们多少感到失望。特别是洋人,更是公开嘲笑不已,说李鸿章的淮军是“叫花子兵”。→文¤人··书·¤·屋←憋了九年闷气的李鸿章正想着如何扬眉吐气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刚刚踏入上海,迎来的却是一股更加让人压抑的郁闷。他被逼到了墙角,除了拼命与成功,已是别无选择。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使得中外人士对他刮目相看的首战之功,便是虹桥大捷。
1862年6月17日,李秀成率太平军五六万人逼近上海,猛攻虹桥淮军兵营。到上海两个月了,淮军还没像模像样地打过一仗,不唯李鸿章,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气,攒着一股劲,总想寻个机会好好地打它一个漂亮仗。九年幕僚生涯,李鸿章经历的战阵可谓多矣,足以称得上一位沙场老将,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针对太平军远来奔袭、劳军疲乏的弱点,他决定抓住时机,趁其扎营未定之际主动迎敌。于是,李鸿章亲率各营淮军分成六队,在排炮的掩护下迅速出击。两军相接,很快便处于相互抗衡的胶着状态。太平军毕竟人多,超过淮军近十倍,时间一长,淮军力渐难支。而有过两次交锋失利,已对太平怀有恐惧的数千洋兵,竟在洋泾浜作壁上观,迟迟不肯加入战阵。李鸿章见状,急得快要吐血了。成败胜负,在此一搏,只见他跃马冲出战阵,不作生还之想地向前冲去。淮军官兵见主帅如此不顾死活地拼命杀敌,全都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太平军遗下三千多具尸首,被迫后退,逃回泗泾。
此仗打出了威风,也打开了局面,李鸿章深感痛快,不由得大肆渲染道:“鸿章以五千人击十万贼于虹桥,幸获大胜,松沪肃清。”回首战事,自然也免不了几分后怕:“幸而我军战胜,洋人悦服,若我军战败,无处立足矣!”
强敌当前,尽管打了一场胜仗,李鸿章并未头脑发热虚骄狂躁。经过一番观察了解,觉得洋人当初的嘲笑并非没有道理。在上海这一中国开放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对外通商口岸,李鸿章算是真正见识了洋人的“能耐”。高楼、电话、电报、报纸、自鸣钟、手表、西医等等诸多新鲜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为关注的军事来说,洋兵、洋枪、洋炮,的确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国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鸿章写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认识到己方不足,李鸿章的态度,不是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满族遗老遗少,像士大夫中的顽固守旧派那样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他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两倍以上。然后,他又在亲兵营中增设两百名炮兵,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队已有六个营之多。
李鸿章此后大兴洋务,实则从军务开始,先是从洋人手中批量购买枪炮,然后自己建厂生产所需弹药,制造各式武器。由军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对西方其他事物的兴趣,然后全面学习借鉴,用以自强。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筚路蓝缕的最早开创者,那么李鸿章则是其坚定不移的贯彻者、继承者与集大成者。
虹桥之战关系海安危,首战获胜,李鸿章信心倍增,乘机扩大战果,大举西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
淮军兵锋所指,似乎无往而不胜。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凯歌声中,李鸿章那与生俱来的“痞子”性格——无信无赖、痞劲痞味、痞腔痞调不禁暴露无遗,太仓城破,他下令围杀太平军一万多人;攻克昆山,擒杀淹死太平军约三万人,李鸿章竟将如此“惨劫”视为“快事”;特别是苏州杀降,更是将他推到了人性的审判台上。
太平军驻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主动请降,并在城北洋澄湖的一只船上议订降约。淮军将领程学启立誓,常胜军首领戈登担保,郜永宽等人承诺杀死慕王谭绍光后率众来降,若用后世的观点来看,也算得上是起义投诚了。有过如此一番仪式,双方自然要遵守契约。商场如战场,战场也如商场,尽管明争暗斗,但可资依循的总的规则还是有的,比如双方订约,就得恪尽信守之责,否则后患无穷。当郜永宽等人如期献上谭绍光首级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以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为由,将受降的太平军郜永宽等八王全部杀掉。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作证担保的戈登听说杀降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接着是大为愤怒,情不能持;然后是发誓要为冤死者报仇,杀掉背信弃义的李鸿章、程学启以及“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戈登准备想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没有成功,便写了一封西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强制清方将攻克之地归还给太平天国。据传,戈登曾携一杆短铳,四处寻觅李鸿章,要与他来一场私人对决,就像西人解决争端的古老方式那样。“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观火,或旁敲侧击,或直言指责;李鸿章也知己之短,总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了“狐狸尾巴”,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
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自宋明以来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理想道德规范不以为然。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后李鸿章接手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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