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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之手尚能让人继续“优哉游哉”，而此次，竟然败于昔日的学生，且人口、领土与清朝简直不成比例的小小日本，这无疑扯掉了所谓天朝大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国人不禁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接受这一无可挽回的败北事实。如果说战争本身给国人造成的只是痛苦折磨的心理伤害，而《马关条约》带来的则是欺人太甚、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只是割让了当时国人并不知其地理位置在哪里的小小香港与九龙，赔款也不是太多；而《马关条约》一下子就割去一个台湾省，且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而强烈，每一个关心国事、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壮烈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超远”号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悲愤自杀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以及因“临阵退缩”罪而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全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海军将领，其中大多与严复一同留学英国，却在甲午海战中如流星般陨落了。

甲午一战，严复任教的北洋水师学堂也有不少学生战死海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既然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其培养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将不复存在。不唯北洋水师学堂，就连洋务派苦心经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自强事业，也因此而毁于一旦。甲午之战震醒了国人自我沉醉的天朝大国迷梦，更是惊醒了严复的“科举梦”。他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禁忧心忡忡，一股强烈的悲愤积郁于胸，不吐不快。于是，沉下心来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批判韩愈的“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提倡“自由、平等”观念，阐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原则，要求引进西学，创立议院，希望通过符合国情的渐进变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救亡决论》中，对科举制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汲汲以求一变而为猛烈抨击，视“六经五子”（“五子”指孔子及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华风之敝”的根源，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八股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第一件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同一出大戏、好戏的序幕，开启了严复“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的翻译、启蒙伟业——马上着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一部讲稿，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内容相当深奥。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赫胥黎又补写了一篇导言介绍该书内容。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生物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为能量守恒定律与转换定律与细胞学说）。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推崇，不遗余力地加以介绍、传播。

严复没有直接翻译《物种起源》，而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译介赫胥黎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主张，是因为赫胥黎在讲稿中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指出生物从古至今，都在发展变化，这种变化缘于“物竞”与“天择”，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有机界、自然界、生物界推而广之，认为弱肉强食的动植物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

面对列强瓜分、亡种亡国之危局，清廷尚未真正觉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必遭淘汰，这是中国古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进化公理”。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的目的，就是要棒喝、警告晚清当局，唤醒广大民众，以求上下一心，奋力抗争，救亡图存，保种救国。

《天演论》名为翻译，实为著述。严复选取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的序论、本论两篇，意译其主要内容，并依据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及个人识见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严复或加案语予以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他对“天演”一词的解释，是指宇宙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变动”，而是由单纯到复杂，由流变到凝聚，由笼统混乱到定形分类。因此，《天演论》开宗明义，指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长期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借赫胥黎之口，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退化论”、“不变论”与“循环论”。

《天演论》的主要内容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合群保种、黜旧扬新、世道必进的自然与社会进化规律，这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容。自然万物存在着谋求生存的严酷斗争，人种的竞争同样残酷无情，即使同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强者胜，劣者汰，既要保群，就要变革图强。严复在译文中，赋予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涵，那就是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用以鼓舞国人奋勇前行的斗志。

受甲午战争、马关和约的强烈刺激，严复心中的激愤如地底奔涌的岩浆，他借翻译西方文字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边译边著，只几个月时间，很快就完成了《天演论》译稿。根据有人发现1895年的刊本而论，说明《天演论》最迟已在1895年就已脱稿。然而，对出版之事，严复则十分慎重，经过多次修订，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出版。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早就不满于日渐衰微的满清朝廷，面对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失败与条约，于压抑苦闷之中，也在苦苦地寻找，以期图强振兴，一展盛唐雄风。然而，四周似乎全是关闭的门窗，只有老大帝国的腐朽弥漫空中，民众看不到半点亮光。他们在等待，在盼望，在苦苦地寻找自强的崭新之路。就在这时，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了！它第一次挣脱了古老的“不变论”、“退化论”与“循环论”，不仅阐述了物竞天择、强国富民的“公理”，还推崇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伸张民权，提倡民主，崇尚自由，强调发展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些从未有过的观念，给长期封闭的古老帝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与强劲的活力，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奠定了出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天演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一道分水岭。此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把进化论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为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内源性动力。

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反复宣传进化论，认为“优胜劣败，理无可逃”；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求学上海澄衷学堂时，使用的教材就是严复的《天演论》删节译本，一次的作文题目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鲁迅对《天演论》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结构除了私塾学习的《四书》、《五经》及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当时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便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三十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严复以翻译家著称，他翻译的数量、质量、系统性、广泛性及深远影响，他人无法企及；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可信奉。然而，严复定位并镌刻在中国近代历史不朽丰碑上的，却不是翻译家，而是“启蒙思想家”的身份。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而以启蒙思想家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据张俊才《林纾著作系年》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已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未出版者十七种，北京图书馆尚存手稿七种，共计二百零二种，被人称为“译界之王”。他与严复同为福州人，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他们两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尔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西方当时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