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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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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6日，慈禧吩咐召开有光绪皇帝在座，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一百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向洋人开战复仇的重大国策。因反对者众多，殿廷辩论激烈，一时和战不决。第二天，御前会议继续举行。就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一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传到慈禧手中，其中一条便是勒令太后归政。权利是慈禧的最后一道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决定豁出去了拼死一搏，不由得情绪激昂地高声叫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慑于慈禧淫威，只得纷纷磕头道：“臣等愿效死力。”这时，慈禧想了想，又为自己开脱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6月22日、24日，又连续开了两次御前会议，宣战之事形成决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向西方列强十一国正式发布宣战诏书。
狂热的“文革”时期，江青不知是有意寻找，还是无意见到，总之是读了当年慈禧发布的这篇情绪激昂、义正词严的宣战诏书，不由得心悦诚服地叹道：“太后至少有宣战勇气！”其实，诏书刚一颁布，慈禧就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后悔不已。又一时无以更改，只好暗中嘱意缓攻使馆，尽可能地留有转圜余地。
事后考证，所谓的洋人四条照会纯系伪造，一种说法，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得到消息密告荣禄，荣禄立即密报慈禧；另一说法，照会由端郡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当日伪造，经荣禄进呈，因为洋人的百般阻挠使得策立溥儁为大阿哥、承续皇帝大统成为泡影，作为父亲的载漪便假慈禧之手，以报洋人一箭之仇。
慈禧一辈子在皇宫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独断乾纲，两次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以个人喜好与家族利益两立皇储，三次垂帘听政，其政治生涯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853年…1861年，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终于脱颖而出；1861年…1874年，执掌实权，重用汉人，整顿吏治，使得清廷渡过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1874年…1898年，排斥异己，控制光绪，不择手段地巩固个人实权，置个人享乐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1898年…1908年，发动戊戌政变，废除变法诏令，经过八国联军的武力干预与仓皇出逃之后，慈禧突然间变得开明起来，重启被她否定过的维新变法之门，施行更加开放的改革措施。然而时不我待，清廷已多次弃却改革变法、繁荣图强的大好时机，“清末新政”作为气息奄奄状态下的一抹亮点，怎么也改变不了满清王朝衰朽覆亡的命运与结局。
慈禧作为一个统治了近代中国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的实际统治者，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描述时，应将其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女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许多方面有别于男人，加之中国几千年歧视女性的深厚传统，“雌鸡司晨，国之大难”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女人执政，比男人遇到的阻力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受到的非议更甚。中国古代临朝太后不少，人们熟知的就有汉高祖皇后吕雉、东汉章帝皇后窦氏、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唐高宗皇后武曌、辽朝景帝皇后萧太后、清初真正的开国之主孝庄太后等，但执掌权力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武曌（即武则天）与清德宗皇后隆裕（即慈禧太后）。慈禧与武则天，两人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诸多区别。比如她们与闻政事的时间都很长，慈禧实际掌权四十七年，武则天参与执政与独掌大权共五十年之久；两人外貌都妖冶动人，深得皇上宠幸；她们那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丈夫死后，两人在私生活方面都不甚检点，只不过武则天毫不掩饰地选择男宠玩弄男性，慈禧则做得比较含蓄，显得谨小慎微，她没有固定的男宠，因为常听淫曲，常看淫戏，就偷偷摸摸地挑选戏班里那些漂亮的戏子留宿；两人都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都具有铁腕风格，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残酷镇压异己，哪怕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然而，她们之间的区别又是那样地显而易见，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直接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慈禧则一直躲在幕后，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鬼鬼祟祟、云山雾沼、神秘兮兮；武则天将个人私事与国家大事分得一清二楚，慈禧则将二者搅在一块，常置个人利益于国家权益之上；武则天胸怀宽阔，善于纳谏，有雄主之风，慈禧则心胸狭隘，嫉妒心强，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武则天身上透出的是一种霸气，她开创了一个开放、清明而博大的时代，慈禧则以权谋、机诈著称，使得清朝末年越来越阴柔，越来越腐朽，加速了晚清覆亡的命运；武则天留给后人的评说是褒多贬少，而对慈禧的评价，过去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似乎近代历史的所有过错都应该由她一人而承担，甚至出现了“老妖婆”、“妖精”、“卖国贼”之类的骂名，近年虽然客观了一些，但更多的仍是讥刺与贬抑……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或她）所置身的时代与环境，慈禧与武则天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应、不同评价，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不同时代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所处的唐代——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为开放、博大而强盛的王朝，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犹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壮年与盛年时期，武则天所要做的，只需顺其自然、顺应潮流，就能获得名垂青史的成功，就能弥补乃至反拨所谓女人执政犹如雌鸡司晨的负面影响。
而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晚清，则与武则天的唐朝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正剧与喜剧，那么清末则是一出典型的悲剧，悲剧的主角，无疑就是慈禧。
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近代化风暴，没有外人的窥视与入侵，没有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作为一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相对强盛的王朝，如若处于昔日山海隔绝或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尚有一定的资本自我陶醉、悠哉游哉。然而，时代变了，置身于列强环伺的夹缝之中，列祖列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教导后人如何学习吸收西方异质强势文明，反而以一种虚幻的优势与顽固的姿态，不断地束缚着孝子贤孙们前行的手脚。
就历史的规律与本质而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呼唤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人物，领导广大民众冲破羁绊、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创造未来，而历史与命运选择的却是慈禧！作为女人的她，又怎能改变、超越往昔的传统与束缚呢？她所缺少的，正是伟岸与气魄。
正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豪情与抱负，没有引导国家走上康庄大道的规划与蓝图，更不用说如俄国彼得大帝那样求变图强、大力改革的雄心壮志了。她有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但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的识见；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公心，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利益与死活，她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她是一个女人，一切凭着感觉走，当然，在每走一步的具体过程中，她还是相当用心的。比如辛酉政变，开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夺权，只是肃顺集团欺负孤儿寡母，逼人太甚，她才以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缜密地设计、完美地施行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变。慈禧没有雄心壮志，也就不思进取，十分局限于满足，许多事情见好就收，不向纵深处推进。比如洋务运动，仅只限于技艺层面，不去触动制度、文化的内在方面，张之洞正是摸准了她的“脉搏”，才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部《劝学篇》，从理论上为洋务运动划定圈子与框框。慈禧以个人权力为中心，无理性，无规划，无条理，受着一些刺激，凭着个人喜好，走到哪算到哪，结果差点将整个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若非传统文化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华夏民族有着无可比拟的坚韧与顽强，亡国灭种之灾，并非危言耸听之语。
慈禧一生最为热衷的东西主要有两样：一是权势，二为享乐。
她对权力的喜好，先是具有一种潜在的本能；然后是咸丰帝的诱导，使她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拥有支配他人命运的快感；最后则是一种惯性与需要，咸丰帝病逝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也就意味着往后的大半辈子岁月得永远守寡。一朵怒放的鲜花，那袭人的香气大多时候只能是孤芳自赏。年轻女人的自然欲望与正常情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文艺家可以将此升华为伟大的文艺作品，而作为政治家、权谋家的慈禧，只能是转化为更加追求权欲，在指挥与统治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类似于情欲满足的快感。慈禧对权势的依恋与追求简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程度，她喜欢看大臣们的磕头跪拜、诚惶诚恐与唯唯诺诺；她大到国家政治、军事决策，小到所有亲戚的家常务事，包括某一王府格格的婚配等，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插手管管，而她的嫉妒心又很强，最见不得别人比她活得更好；她最喜欢那些因其手中权力而获得好处的人们对她宣誓效忠、歌功颂德，她规定，一定级别的朝廷官员升迁后都要向他叩首谢恩；她的话一言九鼎，哪怕皇帝也要看她脸色行事，凡她拍板裁决之事，就断然不可另行更改……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辅国公载澜急驰入宫奏道：“夷兵要攻东华门了。”慈禧于慌乱中穿上宫装，做出投水自尽的姿态。载澜急忙拉住她的衣服劝阻道：“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她当然不会就此自杀，也就顺水推舟地“虚心纳谏”，哭哭啼啼地换了一身青衣，装成一位老妇模样，像年轻时随同咸丰帝仓皇出奔那样，赶紧逃离京城。所不同的是，上次逃奔方向为东北，此次则避走西南，行前仍不忘拉上光绪皇帝作为“人质”与“筹码”。
西方列强占领北京，本来要将慈禧作为祸首予以惩处，可经过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慈禧太后，否则将会“群龙无首”，天下大乱。于是，决定在保住慈禧权位的前提下，提出惩治主犯、谢罪赔款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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