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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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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以锐意进取、狂飙突进、摧枯拉朽之势,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清末维新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仅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告夭折的变法,所以又称“百日维新”。关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叛变告密之类有关戊戌变法的记叙与资料实在是多之又多,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饶舌,仅从康有为的角度,对这场见仁见智的运动稍作审视。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有为与实际领导人光绪皇帝之间,仅在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之后,即1898年6月16日,才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召见,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这次会见,君臣之间可谓推心置腹,康有为给光绪出了不少好主意,如建议不撤旧衙门,只增新衙门;不革旧大臣,只擢用小臣,多召维新人士破格提拔;所有变法都以诏书下发,不交各衙门复议,以避免议驳减少阻力;还定下了废除八股的基调,并提及如何筹措资金、译书游学等诸多事项……这场谈话的信息量不谓不大,密度与质量不谓不高,但如棼丝般的诸多问题,仅凭这两个多小时,怎能一一解答、解套?

康有为被召见后,光绪帝想委以重任,召集军机大臣相商,结果再次受到守旧官员嫉恨,仅建议让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帝无奈,只好给了他这么一个六品闲职。为避嫌疑,也不敢再行召见,便特许他专折奏事之权。于这赐予的特权,不知什么缘由,康有为一次也没用过,每有新的谋策及所编书籍,仍由他人代递。只有上呈,没有下达,光绪帝与设计师无法沟通交流,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大打折扣。最要命的是,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强令光绪帝下诏,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不仅是光绪的老师,也是他的左右手与主心骨,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与翁同龢商量。没有翁同龢的支持、推荐与激励,康有为的上书无法呈达光绪之手,光绪也不可能痛下决心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作为支持维新派的重臣与帝党领袖,翁同龢一去,等于失去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光绪帝神情恍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无法自持自重。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翁同龢如若留任,别的不说,最起码可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起一种至关重要的调和作用。戊戌事变后翁同龢为此不禁叹道:“老臣在,不至决裂至此。”戊戌之变惹怒慈禧的,主要是康有为针对她个人的兵变之举。作为女人的慈禧一激怒,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将中国的政局弄得一塌糊涂,结果走向了维新变法、发愤图强的反面。

变法中的光绪帝一直处于真正的孤家寡人状态,他在朝廷中的几乎所有支持者相继被慈禧除掉——志锐遭遣,文廷式革职,翁同龢被逐,就连过去在帝、后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1897年死去。“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无人可以咨询、商量、交流,本来就神经质、好冲动,并患有忧郁症的光绪皇帝,稍不如意便显得躁动不安、暴怒难抑、一意孤行。他总想将一应大事一口气办成,据不完全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谕旨多达二百八十六件,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机构改革、发展工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教育、加强国防等等,涵盖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每一层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光绪帝在没有经验、没有左右臂膀、没有强大支持势力等情形下,不免操之过急,忽略了改革的阻力与艰难,忽略了事情的发展与进步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人们往往将维新变法的失误大多归罪于康有为,认为是他的书生之见与急于求成所致。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康有为这种“黑锅”背得实在有点冤枉。他不仅没有掌控、左右政局的实权,就连与光绪再见一面的机会也不可得。康有为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便是上书“遥控”。光绪招惹慈禧最早动念发动政变的事件,便是下旨撤除衙门与裁汰冗员,慈禧曾特别“指示”,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必须经过她的“首肯”。光绪一气之下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好比捅了一个“马蜂窝”,惹得一班干臣向慈禧大告恶状。其实,康有为在与光绪的唯一一次交谈中,就明确建议,不撤旧衙门,不革旧大臣。光绪一激动一发怒,就忘了康有为的“指点”,身边又无“高参”筹划,“导火索”就此点燃。康有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谋略上达天听,君臣无法密谋决策,难以校正改革的失误。戊戌维新变法,既缺乏通盘考虑,也没有什么有条不紊的规划与切实可行的措施,更谈不上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基本上是光绪独自一人,按照康有为过去的上书内容,参照俄国、日本的改革经验,在一种急躁失控的情绪之下,“跟着感觉走”。如果说在促成光绪帝毅然下定决心变法时,康有为的确起过关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具体路径及施行过程中,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显然被夸大了。

当然,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也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国家的积弱,社会的保守,国民的惰性,几千年的沉重包袱非一日所能形成,更非一日所能丢弃。作为一介书生,康有为缺少从政经验,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比如军机大臣召见时,他与因署任直隶总督前来谢恩的荣禄在朝房相遇,荣禄问他有何“补救时局之术”,康有为说:“非变法不可。”荣禄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回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可见康有为对待变法的认识与态度,显然太过天真草率。涉及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固然需要流血,但不是杀几个高级官员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以为改革一蹴可就,没有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原本可争取的对象,也推向了变法的对立面。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需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如果换上另一个朝代与另一个皇帝,事情也许可行,然而,他似乎半点也不明了光绪的后面,虽隐实显地坐着大权在握、虎视眈眈的太后。就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都畏之如虎,且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间的慈禧,康有为竟然视而不见。慈禧太后虽然归政,可她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此,就连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皇上“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要想变法成功,对慈禧太后唯有争取,得到她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不能忽略她,万不可刺激她,更不能惹怒她。康有为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慈禧太后的威严与力量,是无意间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最后,他也将改革的成败与否归于慈禧,只是这种归结的落脚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完全激化,结果势不两立。他想利用袁世凯,史家学者们都说他过于轻信了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问题的症结不是轻信与重用,而是他在考虑动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根据当时的情势与权力格局,不存在围园擒后这种可能。如果没有此谋与袁世凯的告密,维新变法也会中断或者延缓,但不可能被恨得咬牙切齿的慈禧全盘推翻,慈禧也不会产生废除光绪另立新帝的念头,更不会发生由一系列因素而形成的合力所导致的八国联军进占北京……

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再到戊戌维新,皆从儒家原典与传统社会寻找变革动力,结果无一不以惨败而告终,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变革的内驱力,缺少转型的机制与可能。

在戊戌维新的最后时刻,康有为欲挽狂澜于既倒,除密谋由谭嗣同策反袁世凯外,还策划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捕杀慈禧,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及湖南会党发难,还向英、美公使求援,并让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使她回心转意……他尽心尽力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将个人的生命能量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虽无力回天,但其精神与勇气着实可嘉。

也许是意识到了维新变法在最后时刻的重大失误,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有过密谋兵变之举。策反袁世凯的确凿证据自不待言,而削发为僧的毕永年后来也留下了一本《诡谋直纪》,记下了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掩盖捕杀太后兵戎相见的计谋,对谭嗣同临刑前的绝笔诗也作了一定的篡改。“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百多年来,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不知激励、鼓舞过多少中华优秀儿女,而原诗却与流传的有所区别:“望门投止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将“掷刀”改为“横刀”,最后一句的“公罪”之论全部改写,也就抹去了武装夺权的痕迹,显出一种忍辱负重、舍身成仁的气概。

被康有为及其弟子篡改的还有所谓的衣带诏。维新变法进行到第九十五天,光绪帝在慈禧的胁迫下压力重重,自感情形不妙,却又无计可施,便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下了一道密诏,让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筹商,想出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改革继续进行的办法。而康有为却将“密诏”改为“衣带诏”,将诏书的对象由杨锐改为他本人,将内容改为要康有为等人“设法相救”。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向他出示“衣带诏”时,机警狡猾的袁世凯当即就表示怀疑,而光绪帝也一直否认自己下过这样的密诏。幸而杨锐的儿子保存了父亲交给他的密诏原本,杨锐交给康有为的光绪密诏只是一份抄本。

光绪当年确曾派人给过康有为一份密诏,只是内容有别。因局势恶化,光绪让他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关于“衣带诏”的篡改,学界另存一说,康有为是在这份密诏的“汝可迅速出外”之后,添加了“求救”二字。如此一改,就变被动的外出避难为主动的寻求救兵了。

变法失败,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在英人的帮助下侥幸逃脱清廷的严厉搜捕,经香港逃到日本,可谓九死一生。此后的康有为,便以“更生”为号,所致力的“事业”,就是延续“百日维新”中断的一切,保皇复辟。

一个没有功名官爵的书生,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森严等级的封建社会里,受到最高权力统治者光绪皇帝的器重,托以经天纬地的大任,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维新变法,这一切,看似比登天还难,却神话般地在康有为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因此,他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不已,但求肝脑涂地、以身相报。自变法失败仓皇出逃,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逃亡船上听说光绪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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