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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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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独立与主权在民两大问题,那么民生主义则不仅是解决现实的生计问题,更着眼于欧美各国经济发达之后所带来的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为中国未来的顺畅发展提前设计预防措施。孙中山早期的民生主义内容比较单一,唯有“平均地权”而已。辛亥革命后,增加了发展社会经济,“节制资本”等新的内容。概而言之,振兴实业是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均富、同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的大同社会,是民生主义的目标与理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实现民生主义的办法。

《建国方略》则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孙文学说》又名《行易知难》,属心理建设范畴,孙中山以大量的事实,一反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推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行易知难,对广大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分阶段循序进入民主共和。《实业计划》属物质建设方面的内容,孙中山提出了涉及交通、农业、矿业等方面在内的六个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每一计划都有十分详尽的规划方案及具体的建设措施,形成一幅中国未来社会宏伟的经济发展蓝图。这些计划,虽然大多流于设想,但其广阔的胸襟、超迈的视野、富于远见的卓识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哪怕今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民权初步》一章,则提出了中国的社会建设问题,集中宣传他的政治启蒙思想,对民权作了明晰的表述,视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为基本的人权。《民权初步》于学理的探讨不多,内容主要是对召集会议、选举代表、发言表决、提议附议等方面的规定与说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孙中山的目的,是想在民众中培养一种民主集会的习惯。集会是民主最起码的基础,他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懂得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施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建国方略,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中国现实,综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结晶。受社会时代与个人认识的局限,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不够系统,研究也不够深入,其思想理论的逻辑性尚不够严密,某些方面带有理想主义乃至虚幻空想的成分,也不乏粗陋失误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孙中山的论述大多富于创见,闪耀着真理的火花,予人以借鉴启迪,许多内容永远也不会过时。

孙中山能够超越常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革命活动家、社会实践家,更是一位理论家与思想家。无论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孙中山都不同于古代士人,也有别于近代知识分子。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融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于一身,以高瞻远瞩、吞吐万象、富于创新的雄迈与气势,创立理论,规划未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付诸实践,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只有孙中山一人能够做到,这也是他得以超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

《建国方略》完成后,孙中山继续创作《国家建设》,内容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共八册,与《建国方略》前后衔接、相互补充。令人遗憾的是,陈炯明叛乱,军队猛攻观音山,总统府与粤秀楼被炮火夷为废墟,他已完成的《民族主义》一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册的大部分,以及其他各册的思想线索、提纲等“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全部毁于炮火。

孙中山的一生,失败总是多于成功,他曾以一种乐观主义的口吻不无激情地说道:“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在近三十年的政治风雨中,他经历过十一次武装起义,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两次改组国民党,毅然举起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大旗,最后北上议政逝于北京。当我们回望近代历史,凝视这一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大起与大落、悲剧与喜剧相互交织的复杂而独特的个体生命的人生轨迹时,分明窥见了一根贯穿始终,闪烁着炫目光彩的红线,那就是孙中山的人格魅力。

孙中山一生追求圣贤人格,以中外伟人自我勉励,特别推崇、景仰中国的远古明君汤武及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一辈子矢志不渝的革命事业,其中的“革命”二字便源于汤武;他学习华盛顿,在关键时刻功成身退,只是中国的情势,常迫使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山”不已。他的人品之高尚,人格之伟大,哪怕政敌也不得不公认佩服。吴敬恒在致陈炯明书信中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事实也正是如此,哪怕令他痛心疾首至极的陈炯明,只要悔过,他也愿重新接纳,重归于好。但倔强的陈炯明拒绝了孙中山,两人最终未能握手言和。孙中山鲜有私仇私敌,却有着无数公敌,但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与目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与未来,他随时准备捐弃前嫌与之合作。除了必欲彻底推翻的满清朝廷而外,他几乎与其政敌都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比如如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陆荣廷、莫荣新、沈鸿英、张作霖、冯国璋等等。

长期的内外纷争给孙中山造成的打击与伤害,其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又在某种程度上甚于外敌。陈炯明自不待言,杨衢云、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冯自由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令他心酸。

杨衢云作为最早的社团——辅仁文社的首领,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无疑壮大了反清斗争的革命力量,但内部纷争也随之而来。一次,孙中山与杨衢云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一把揪住孙中山的辫子就要动武,孙中山只有隐忍不发。广州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召开会议,推选一名“合众政府大总统”,以作为革命成功后建立国家政权之预备。最有资格当选的,唯有杨衢云与孙中山两人,但拥护他们的双方互不相让,争执非常激烈,几乎闹到翻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于是,孙中山只有主动谦让,事情才得以顺利解决。

黄兴在设计国旗、发动“二次革命”、改组中华同盟会等问题上都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宋教仁在国体上力主建立内阁负责制,还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与孙中山对着干;章太炎动不动就与孙中山过不去,在不明真相的情况指责孙中山贪污挪用捐款,鼓动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老革命党人冯自由极力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不满孙中山的容共态度,多次指责,并要求孙中山“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面对这一切来自内部明的暗的矛盾纷争,孙中山所采取的,总是不计前嫌,以其宽阔的胸襟一一化解。他的身上,总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吸附着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追随者,“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地完成他的远大理想与未竟事业。

革命需要宣传,信念需要传播,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日益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与演讲、宣传、辩论、言说等密不可分。演讲对传播思想,感染听众至关重要,孙中山极富革命宣传家的天赋与才华,无疑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演说家。他认真阅读过纽约出版的《演讲修辞学》,对演讲作过细心的揣摩与研究。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对孙中山的演讲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移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一片欢呼声。他等了一等,将手举起,听从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一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中人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真实,字字迅疾。他的声音,准确锋利像机关枪,高下徐疾,如合音节。他的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然静立在讲厅回声的中间,而他的话,已经深入听众脑筋里了。听众的欢呼声鼓掌声又起……”孙中山每次演讲,都能控制现场,笼罩全局,感染听众,鼓动人心。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口才也深为折服,据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所记,章士钊曾经说过:“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见了面听他的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赖与崇奉,有时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一席谈话,孙中山就具有这种神奇的魅力。日人宫崎寅藏拜访孙中山,仅仅一次谈话,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上升为在日本、支那、东洋再也难以找到的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写道:“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一个异国人,以一次谈话为转折,此后的一生,便全心全意乃至倾家荡产地帮助孙中山进行中国革命,这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实属难得。

颇富传奇色彩的是,孙中山凭着他的口才与人格魅力,竟然好几次逃过暗探、想要出卖他的人及前来抓捕他的敌人士兵。

为了革命,孙中山不惜牺牲一切,但他又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他曾十分坦率地说过,他一生最爱,除了革命,就是读书,然后是女人。这种直言,不仅没有影响他形象的高大,反而让人感到他的率真与丰富。

人格魅力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道德、品格、胸怀、无私的一种自然袒呈与流露,是模仿、伪装不出来的。比如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真挚爱情,说到底,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种焕发与吸引。爱上一位比自己年长二十七岁,且长期称为“叔叔”的长辈,别说外界阻力,仅个人的内心障碍,就难以消除。其实,在宋庆龄之前,也是作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对孙中山产生了一种亲密而特殊的恋情。父亲宋耀如从大女儿对孙中山随员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她注视孙中山时那种无法掩饰的脉脉含情,及时发现了宋霭龄的内心秘密,赶紧派出他认为非常单纯的二女儿宋庆龄接替大女儿的工作,人为地制止了一场单相思。令宋耀如没有想到的是,宋庆龄比她姐姐陷得更深,走得更远,竟然冲破重重阻力,置家庭及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毅然决然向这位父亲好友与“革命之父”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是不管年龄和世俗成见的。”

孙中山平易近人,没有官僚脾气,从不打官腔摆架子;他为人率直天真,极易轻信他人,所以常常受骗;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生活非常朴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一辈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他从不为个人、亲友谋取私利,在所题字幅中,孙中山写得最多的就是“博爱”、“天下为公”。兄长孙眉是孙中山早年人生转折的关键,但他对孙中山的叛逆思想极其不满,时时加以管束,并将他送回国内,兄弟二人差点反目。后来,孙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先是同情革命,后是捐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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