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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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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先是同情革命,后是捐款资助,最后则亲自组织武装起义。广州光复后,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的孙眉回到国内。1912年2月,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一致要求孙眉出任广东都督,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表赞同,但孙中山却以家兄质直过人,不适于政治予以拒绝。孙眉对此十分不满,孙中山道:“你是我大哥,家里的事,我可以听你的,国家的事,可就不能随便。”

孙中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格魅力的成功,他的身上透着一种众望所归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其真挚诚恳、乐观主义、献身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而他的失败,则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积淀过于深厚,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过于顽固。

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图权位、功成身退,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像一道奇特耀眼的光芒刺破茫茫黑夜,西方民主政治的曙光,仿佛就要照临古老的中华大地了。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孙中山、黄兴的辞职不仅没有成为表率,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改变人心历史,反而使得独裁统治得以顺利施行,最终落得个军阀大战的混乱局面。也就难怪有人因此而责怪孙中山与黄兴,说他们没有负起善始善终的责任了。

最可笑又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孙中山下达“剪辫令”后,不肯剪辫的不是满清贵族,而是以张勋、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以忠臣自居的汉人。所有保皇党人,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辛亥革命后,图谋恢复满清复辟的,也是以康有为、张勋等为首的汉人。

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写道:“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断,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这里的“传统思想”,自然是指腐朽的帝王思想与专制思想。面对民国招牌的有名无实,民国政治比满清更为腐败,官僚军阀无恶不作的冷酷现实,1924年春,孙中山不禁愤慨万分地说道:“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他由此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是为我们的师导”,所以目光转向苏联,“以俄为师”,以党治军,以党治国,加强集权。

孙中山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生以民族主义为己任,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半生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欲将这一外来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土壤之上,总是遭到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排斥与拒绝。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义,武力护法,率军北伐。然而,就在这长期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为统一号令、加强纪律、壮大力量,孙中山不得不一再集权,一再要求部下对他效忠。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论及孙中山时,都认为他有着很强的权欲与领袖权,且民主素养不足,常常露出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固执己见,难以采纳不同的意见,极喜他人恭维,这些常人难以避免的缺陷,孙中山身上也时有流露。陈其美曾当面赞颂孙中山说:“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回道:“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按照孙中山循序以进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发展时期,“军政”时期的执行者与“训政”时期的所谓训练者,往往高居于国家与民众之上。就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而言,孙中山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标,没想到却背离了英美民主宪政,为国民党的党国集权模式,为蒋介石成为执掌军政大权的独裁者提供了可能。孙中山晚年曾公开提出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其结果是在国民党的集权暴政统治下,广大民众像对待帝王一样对待党,对待主义,成为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思想只有奴役的顺民。短暂的共和曙光在东方的天空刚刚破晓,就被死灰复燃的国民党一党专制、集权与独裁所吞没。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确乎突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历史怪圈,但又进入了另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新的怪圈之中;或者说挣脱历史怪圈之后的他,仍拖着一条长长的没有完全进化的封建“尾巴”。比如孙中山的归葬,为他修建的墓地叫中山陵,所谓的“陵”,便是中国封建帝王坟墓的称谓;将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南京,被称为“奉安迎柩”,停灵公祭称为“奉安大典”,所谓“奉安”,是古代对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的一种尊称;中山陵共三百九十二级,近三十层楼那么高,民众瞻仰孙中山,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真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这些,与他毕生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他倡导的自由平等,确乎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上帝假以天年,让他多活十年、二十年,哪怕几年,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当会出现新的变化,他所领导的革命定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南北会早日统一,中国就可尽快地进入宪政改革与经济建设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也许会成为类似美国两党制的共和基础,一执政,一在野,相互监督,轮流执政,以此过渡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即使分裂,也断断不至于出现血洗、屠杀、战争的暴烈惨剧;那么日寇就不会乘虚而入,未来的中国,就会少掉无数血与火的劫难。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除了仰天浩叹,唯有内心泣血!

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于南京,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最后又葬于南京;他生于广东,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心中一直想着的,却是离开广东;他对北京的皇权统治深恶痛绝,正当他走向北京极有可能在各界的拥戴下成为正式大总统之时,却身患重病撒手人寰,哪怕死后,也不愿在呆在这块专制皇权笼罩着的地盘,而以南京紫金山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孙中山儿时常以自诩的“洪秀全第二”,他“从来不说太平天国不好”,其反抗的底色,革命的基调,一辈子也没有改变——就某种情形而言,孙中山还真有点洪秀全第二的味道:他们俩都起于广东,而葬于南京;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实现人间天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国模式多少有些类似;洪秀全北伐未能成功,建立的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一块南方根据地,孙中山也曾北伐,建立了一块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尽管如此,孙中山毕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超越了洪秀全:洪秀全未能推翻满清统治,他做到了;洪秀全建立的是畸形的虚幻天国,孙中山始终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中华大地;洪秀全的个人腐败、穷奢极欲,是以广大民众谋福利为宗旨的孙中山所全然没有的;洪秀全的思想,吸取的只是断章取义的西方宗教糟粕,而孙中山吸取的则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且从不排斥传统,总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比如他设计的中山装,前襟四个口袋,便象征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洪秀全最后归于彻底失败,太平天国过后,留下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孙中山的革命则获得了成功,他改变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影响延及今天,仍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

孙中山是一位受到国共两党爱戴与敬重的革命领袖,国民党尊称他为“国父”,共产党给他以“革命先行者”的荣誉;他将世界主义作为一个遥远而崇高的目标,又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但由于孙中山本人的丰富与复杂,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风云人物与研究者,都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他、塑造他。过去曾有过人为的拔高,将他视为一尊完美无缺的神灵;现在则有人故意哗众取宠,肆意贬低攻击,说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说他迷信武力、出卖国家主权等等。其实,这样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与态度都不正常,应回归客观与理性,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是人,不是神;他有缺陷,但无大过;他给历史带来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主观愿望及个人品德无可指摘。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研究、评价孙中山,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何种情形,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于是,不由得想起了郁达夫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16年9月,孙中山被杭州钱塘江潮那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宏伟气势所震撼,在给浙江海宁乙种商科职业学校题词时,不禁挥毫写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但愿每位炎黄子孙铭记中山先生这一政治名言,并以此自励。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但就个人结合素质与智慧才华而言,他还真是一位常人难与为匹的人物。有人说他不学有术,此话半点不假。袁世凯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没劲。志向不在读书,所以在这方面给人的感觉,就显得较为愚笨。在近代重量级人物中,袁世凯别说与学贯中西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及国学深厚的曾国藩、林则徐等人相比,即使与学问素养并不怎样的李鸿章、洪秀全也不在同一档次。但生于“家世为儒”的大户之家,又不得不在父辈的督责下刻苦攻读,堂叔袁保恒将他安排在北京念书时,仅聘请的老师就有三人,分别教袁世凯作诗、写字、习八股文。在他人的逼迫与外界的压力下,做自己半点也不喜欢的事情,可想而知,袁世凯该是感到多么地压抑与痛苦。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他与张之洞联名上书取消科举制度,这虽是清末新政的一种需要与先声,属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但与他早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应该说也不无关系。1905年,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袁世凯将其视为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很是高兴了一番,以后还常挂嘴上屡屡提及。

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再如《感事》:“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两次科考落第,袁世凯又羞又愤地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将儒家典籍束之高阁,将应考诗文付之一炬,开始寻求其他猎取功名的腾达之途。

在一个以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为正途的社会,其他方式不是为人不齿,就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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