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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稍微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产生好感的同时，必将生出新的希望——让同是汉人的他反戈一击，取代满清，达到恢复中华的目的。是的，袁世凯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不愿继续充当清廷鹰犬，像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永远让清廷玩弄着当枪使。不，他不能这样，他要向清廷报仇！所谓的以“足疾”对“足疾”，不过开开玩笑，小试牛刀而已。这些年，他袁世凯真是受够了清廷的鸟气，好几次在鬼关门前徘徊复徘徊。而这次，他再也不能继续低声下气当走狗了！同僚曾笑他，说他老袁不仅孝敬满清王爷，就连太监也要巴结，给他们塞钱不说，见了李莲英，还得单腿下跪呢。是的，他袁世凯真的给这位太监总管下跪过，可这是他心甘情愿的吗？不是，是残酷的现实逼的，逼他袁世凯比太监还要太监。这样的窝囊气他早就受够了，他不能再忍了，他要做主人，要取而代之。如今机会来了，稍纵即逝，他要紧紧地抓握在手。他留下武昌不攻，也可就此威胁、要挟清廷，以达一箭双雕之效。

事情一步一步地往他设计、预想的方向发展。南北双方派出代表，经过多次正式的及私下的谈判，双方条件渐趋一致，最后归结为两点：国家采何种体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以及袁世凯在新体制中的位置。若行君主立宪，肯定还得保留满清皇帝。这，不仅袁世凯不愿，革命党人更不会答应，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任务，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叫什么革命？袁世凯心中或许闪过直接由他接替皇帝的念头，可面对关山重重般的艰难险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此，南北议和最后达成的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只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并允诺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

正在这时，孙中山由海外回国，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袁世凯突然被孙中山斜插了这么“一杠子”，他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不禁恼羞成怒，马上指使北洋四十多名主要将领联名通电，以强硬而反弹的姿态，赞成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孙中山反应迅速，马上致电袁世凯，只要逼清帝退位，便让位于他。袁世凯不信，一面制造舆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一面加紧备战。孙中山毫不示弱，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然而，孙中山此举很快就遭致列强的威吓及内部反动派的掣肘，如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结为拜把兄弟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和议。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停止北伐，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第三次强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回过头来对付清廷，加紧逼宫。

其实，袁世凯满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但他不愿背上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便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其主动让位。作为一名由中国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典型官僚，袁世凯每做一件名声不怎么好的事情，总要弄出一副冠冕堂皇、俨乎其然的样子。哪怕正事、好事，也不直截了当地明言，而是道出一些含含糊糊的话语，做出一些转弯抹角的样子，让部下去揣摩、领会、迎合。善用机谋、惯耍手段，是袁世凯的人生策略与信条之一。

早在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托马斯·F·米拉德的美国记者就以其敏锐的嗅觉得出一个结论：袁世凯将满怀自信地登上权利的顶峰，与此同时，也将面临危机四伏的凶险。他认为袁世凯“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袁世凯向权力中心迈进一步，便会伴随大祸临头的凶险。就在他加紧逼宫之时，革命党人已将其列为实施暗杀的头号目标，死神又一次向他露出了狰狞的笑脸。1912年1月16日，约摸中午时分，袁世凯入宫议事后打道回府，途径王府井丁字街时，进入了革命党人的第一道伏击圈。严伯勋首先发难，奋力投出一颗炸弹，将袁世凯乘坐的马车炸翻，卫兵长袁金镖等十多人当场死亡。奇怪的是，浓浓的硝烟中，袁世凯居然毫发无损。由军营中崛起的他自然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只见他赶紧从翻倒的马车中爬了出来，猛然跃上马背，折入路南的一条胡同，不顾一切地向前奔窜。没想到正好闯向第二道伏击线，早已守候在街口酒楼的革命党人黄芝萌和张先培推开窗户，准备再次投弹。就在这时，军警出现了，弹未投出，两人束手就擒。紧接着，埋伏在安东市场门口进行第三道袭击的革命党人杨禹昌因自我暴露，也遭逮捕。革命党人密谋策划了相当严密的三道伏击线，仿佛冥冥中有神灵护佑似的，袁世凯竟然连闯三道鬼门关脱逃，平安回到家中。

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将袁世凯吓得魂飞魄散，不敢随便走出府中。想想也真够后怕的，当时要不是马车驶得太快，炸弹扔得稍稍滞后，他早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能够一步步地攀升获取成功，除了坚忍不拔，上天眷顾，更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机灵与智慧——他特别善于利用机会，将坏事变成好事，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暗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称病不朝，借机要挟清室退位，否则他将辞职。隆裕太后眼见袁世凯都遭刺杀，一个没有多少胆子与主见的妇人更是吓得不行，也就准备接受《优待皇室条例》退位。但是，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的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满清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室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四十六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三道诏书，第一诏宣布退位，第二诏公布退位后的优待条件，第三诏劝谕臣民。

封建社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以皇族成员的血腥屠杀为代价，达到改姓易主的目的。清廷迫于压力下诏退位，国家权力以和平的方式交接更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然，这也不是传统的易代，不是由一姓交给另一姓的家族统治。清廷的退位，也意味着中国封建皇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哪怕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张勋的拥清复辟，有满洲国的群魔乱舞，不过回光返照耳。

南北和谈成功，清廷和平让位，不论袁世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如何玩弄手段，但在客观上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乱，使得生灵免遭涂炭。以前的相关史书，特别是教科书，总将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在民族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袁世凯的确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嫌，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算得上盗亦有道。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用“居功厥伟焉”加以形容，其实也不为过。

1912年2月12日，也即清室下诏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亲自动手剪掉那根拖在脑后，被汉人拖了两百六十多年的屈辱长辫。他一边剪，一边哈哈大笑。这恐怕是平日刻板、少有笑容的袁世凯一生中最为高兴的时刻。他怎能不高兴呢？他不仅让多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清廷干脆彻底地死掉，也替汉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更为美妙的是，清廷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将由他取而代之。虽然共和了，不称皇帝了，可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大总统与皇帝之间，其实是可以划上一道等号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呢，袁世凯似乎也过于乐观了一点，要是想到日后的一些磨难与坎坷，他肯定就会笑不起来了，至少是笑得不会这么天真与开心。

本来要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只因不信任他袁世凯，革命党人因人而宜，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若论谋略手段，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他简直不属同一档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且能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他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多次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过去在军队，在朝廷，不论干什么，除了皇帝、太后而外，他袁世凯一言九鼎，谁敢说上半个不字？而当上了相当于皇帝的大总统，反而没有以前的权威了，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话办事了，袁世凯先是想不通，大发牢骚地说所谓的大总统，连一个省的都督都不如。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他，自然无法适应民主政体。既不适应，以袁世凯的枭雄本色，肯定不会削足适履，不会去给谁当“小媳妇”，就想着突破既定的体制。于是，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军权、政权在握的袁世凯要想打破“游戏规则”，玩出一些新花样，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杀手锏，与小站练兵无疑，也是一手拿票子，一手拿刀子，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推举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主要人选有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四人中呼声最高的当数袁世凯，他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以多出孙中山一票的“大满贯”，全票当选为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

众望所归的袁世凯相当于一只“绩优股”被普遍看好，哪怕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案件，顺藤摸瓜地追查幕后凶手，结果拎出袁世凯与之有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尽管无法洗刷“宋案”罪责，但国内势力大多仍倾向于他。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也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民众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在当时的确具有统摄一切的威望。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实力都在袁世凯一边，所以“二月革命”爆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