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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假说并非不相容；它们似乎甚至以相当确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毕竟，压抑能被当成战争的政治结果，在政治权利的古典理论中，压抑被看成法律秩序上的君权的滥用。

我们因此可以对权力分析的两种主要的方法体系作一对照：首先，１８世纪哲学中存在着旧体系，它把权力看成能在君权的确立中加以放弃的一种初始权利，作为政治权力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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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契约提供了它的连接点。当这种权力过分拓展自身，即超越契约的条款时，就有变成压抑的危险。因此，这是一种契约—权力，压抑成了它的界限。其次，与第一种方法不同的是，另一种方法不再设法依据契约—压抑图式来分析政治权力，而是依照战争—压抑图式，在此，压抑不再占据它在契约—压抑中所占据的地位，即不是滥用和违犯，而是相反，是统治关系的纯粹结果和连续。压抑只是永恒的力量关系的实现。契约—压抑图式是法律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对立是基本的。而在战争—压抑图式中，战争与屈从是基本的对立双方。

福柯承认那几年他一直致力于战争—压抑图式的研究，并强调他那时要加以重新考虑和仔细审查的也正是这一图式，原因有二：一是有许多要点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阐明；二是如果压抑和战争这两个概念不被人们最终抛弃的话，那么它们也必须作相当大的修改。福柯接着指出，他总是尤为对压抑观念缺乏信心。通过刑事权利史、精神病学权力、婴儿性欲控制等谱系学研究，他设法证明：权力机制在这些权力结构中借以起作用的程度是与压抑截然不同的。由于完全不足以分析当今社会具有普遍特征的权力机制和作用，压抑观念必须得到更为彻底的研究SI　。

在“契约—压抑”与“统治—压抑”或“战争—压抑”这两种权力分析图式中，福柯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依赖于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二元对立，依据“个人为何服从权力？”

或者“个人为何抵制权力的控制？”

这样的一般问题来从事权力分析的，意识形态或合法性在这一分析中承担了主要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说明任务；而后者则通过“当权力实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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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这一直截了当的经验问题来从事权力分析的，这个问题含蓄地假定：个人服从权力关系的一般理由并不存在。

在福柯看来，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是所有意识形态理论的概念支柱。如同黑格尔评注者伊波利特和科热夫所表明的，黑格尔辨证法的焦点并不集中在身体服从上，而只集中在主人和奴隶的相互确认的游戏上。通过论证主人只有被奴隶确认为主人才能成为主人，主人受制于奴隶的确认，这个辩证法逆转了主人—奴隶关系。反过来，凭着确认自身是什么，奴隶想象出一系列意识形态，以使自身符合自己的奴隶状况。推而广之，只有通过人类的自我身份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掩饰，所有社会关系才能起作用。黑格尔概述了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等各种起奴役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进化途径。主人—奴隶辩证法简直就是统治积奴役的各个变种的普遍辩证法，是历史的普遍辩证法。作为统治和奴役的普遍图式，主人—奴隶的辩证法立即提供了权力关系的一般范式。

可以说，在《监督与惩罚》、《知识意志》和《权力知C识》中，福柯的许多权力评注和权力关系分析对有关权力的法律—话语图式和辩证图式进行的批评，真可谓一箭双雕。

《监督与惩罚》对惩戒技巧的分析，不是依据它们对意识的影响和资产阶级对它们的维持，而是依据它们如何被部署用来控制个人的凝聚，用来增进个人的能力，用来为了一个专门目标而改变并一般地利用个人。

《知识意志》对权力技巧的两种模态的分析，注意到了或者被辩证图式完全忽视，或者被当成是边缘的那个权力维度。福柯的反应还散见于会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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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其他著述中：“如同总是与权力同在，人们面临着并不遵遁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现象赶”

；S　J　　　　“辩证法（作为矛盾的逻辑）和符号学（作为交往的结构）都不能说明冲突的内在的可理解性。通过把它归为黑格尔轮廓，‘辩证法’是一种逃避有关总是开放的和危险的冲突现实的方法……”

S　K　　　　；“但问题恰恰在于矛盾的逻辑是否实际上能充当政治斗争中的可理解性原则和行动规则……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依据一种摆脱了辩证法的无效束缚的逻辑来思考斗争及其形式、目标、途径和步骤”

S　L　　　　；“我想要表明的是：权力关系如何能从物质上渗入肉体的深处，而不依赖于主体自己的描述的介入。如果权力控制了肉体，这并不是因为它首先控制了人们的意识”

S　M　　　　。在１９７７年的一次会谈中，福柯认为，在６０年代初很难弄明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提出的真正的权力（相关于话语）问题。右派只依据宪法、君权等法律术语来提出权力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只依据国家机关来提出权力问题。它们都不想弄明白权力实施的具体方法、专门性、技术和战术。于是，西方人在怀疑苏维埃社会主义权力时，称其为极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西方资本主义斥责为腐朽的阶级统治形式；但这种做法都未分析其中所内含的权力机制。这一任务只有在１９６８年以后才能执行，就是说在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在权力网络内从事斗争的那些人中间执行。在那里，我们能看见权力的具体本性，权力分析能成功地说明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政治分析领域以外的一切。简单地说，如果只寻找它们的经济重要性，那么精神病学的禁闭、个体的精神规范化和刑事机构无疑只具有相当有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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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承认某种马克思主义和某种现象学在客观上阻碍了权力问题的系统阐述，并认为在他的学生时代，他们那一代人受制于两种分析：一是依照起构成作用的主体，另一种是最终依据经济、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作用。

福柯认为，即使我们象现象学那样设定一个在历史进程中进化的主体，我们也不能解决客体的构成问题。我们必须抛弃起构成作用的主体，摆脱主体本身，也就是说达到一种分析，它在历史框架内能说明主体的构成。

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谱系学，谱系学作为一种历史，能说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而不必参照一个这样的主体，这个主体或者是先验的，相关于事件域，或者以空洞反复的形式长存于历史。

当问及除了以上两种分析外，还有意识形态（马克思）

和压抑（弗洛伊德）这两个概念今日继续阻碍了权力问题的阐述时，福柯作了答复。

意识形态观念在福柯看来很难使用，如果不谨慎小心，是决不能使用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意识形态总是与真理处于实质性对立之中。福柯相信问题并不是在属于科学性和真理范畴的话语与属于其他范畴的话语之间作出区分，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弄明白真理的结果如何在既非真也非假的话语本身中产生。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必然指称有关主体的秩序的某物。

第三，同作为其基础的物质的、经济的确定物相比，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

福柯认为，就其真正和明显符合属于权力效果的整个现象学范围而言，“压抑”是一个较为狡诈的观念，他自己在摆脱它时碰到了麻烦。在他著写《癫狂与非理性》时，他至少含蓄地使用了这一压抑观念。他确实认为他那时设定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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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滔滔不绝的和焦虑的癫狂的存在，并假定权力机制和精神病学把癫狂压抑到沉寂的地步。但现在，他认为压抑观念不足以把握权力的肯定方面。若把权力的效果定义为压抑，那就是采纳了一种纯粹法律的权力想法，把权力与禁律等同起来了，法律首先被当成具有禁止的力量。福柯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否定的、狭窄的、概括的权力想法，曾经奇怪地广为流传；如果权力只是压抑的，只是禁止的，那么真的有人会遵守它吗？使得权力有效的、使得权力被人接受的简单事实是：权力并不只是作为一种禁止力量作用于我们，它还产生事物，导致快乐、构成知识、产生话语。我们需要把权力当成一种贯穿于整个社会机体的起生产作用的网络，而不是一种起压抑作用的否定力量。

在《监督与惩罚》中，福柯想要表明的是：从１７和１８世纪开始，在权力的生产作用中如何存在一种真正的技术起飞。不仅古典时代的君主制发展了巨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财政部门）

，而且重要的是那时还确立了一种权力的新经济学，即是说，确立了允许权力效果以连续的、“个体化”

的方式在整个社会机体内流通的种种过程。

如同上一节所阐明的，人们普遍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把婴儿性征压抑到拒绝谈论甚或否认性的存在的地步。无论在《知识意志》，还是在会谈《真理与权力》中，福柯一直不同意这个看法。在《真理与权力》中他认为，如其说权力是性征的压抑，倒不如说性征是权力的确实肯定的产物。恰恰是这些确实机制，才需要加以研究，在此我们必须摆脱有关权力本性的所有先前特征的法律图式，并探明西方为何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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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坚持把自己所实施的权力看成法律的、否定的，而非技术的、确实的。

原因在于在政治理论中仍需要砍掉国王的头颅，推翻君主制。

至此，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律—话语想法，还是其变种法律—自由想法、经济主义、甚或压抑假说，所有这些传统权力观都设定了有关一个实体（具有特殊形式）

的普遍理论，权力被当成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的形式，而不是当作一种关系。而构建权力的普遍理论就被迫认为权力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因此演绎权力、重构权力的发生。如果说“本质主义分析”意味着依据一种十分重要的本质（法律、经济、国家、构成性主体、压抑）来理解其对象，那么传统权力观就是一种本质主义权力观。反之，非本质主义分析就是依据对象的专门性、特殊存在条件（而不参照一个永恒的外部本质）来理解其对象。

二、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

由于福柯不是依据一种本质来理解权力，而是把权力当成一种并不具有必然的本质的形式的关系，因此，对权力作了非本质主义分析。

《知识意志》的目的是依据权力（而非压抑或法律）来分析某种与性有关的知识。但是福柯认为“权力”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对权力的本性、形式和一致性产生误解。在权力问题上，人们倾向于一开始就回答“什么是权力？”这个问题。尽管这种做法在许多场合无疑是有用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