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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被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党中央还对潘汉年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请潘汉年部分生前的战友和部分受株连的同志参加座谈会，以表达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深切怀念。许多老同志在座谈发言中，追忆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党组成员于伶和潘汉年的亲友专门赴湖南省洣江茶场，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以及潘汉年生前的战友李一氓、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到车站迎接潘汉年的骨灰，并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党旗的仪式。

潘汉年平反昭雪以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又专门成立了潘汉年案件复查办公室，对受“潘案”株连的千余名同志的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第02章　从“小伙计”到文委书记

2。1　从三德里开始的友谊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楼适夷

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时代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后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兴旺，借的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过了不久，“创造社”依靠读者5块钱一股的资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个门市兼编辑处，住进A11号，成了邻居。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相去不远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气氛很浓。不过现在记忆的是那儿的一群“小伙计”。别说小字辈，倒是当时和后来成为文艺界名人的。周全平算个小头目，数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叶灵凤和潘汉年等等。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于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5元钱的股东身份，就因常常到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汉年和叶灵凤合伙，两个人办了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块小小绿洲的意思。这《幻洲》作为文学刊物有个特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叶灵凤负责的。叶灵凤既写小说，又画琵亚词勒式的画，有时穿着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潘汉年担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头》，专登杂文，有时半本刊物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办，化了许多名，什么亚灵，泼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狮子狗曾左李之流，没少挨他的骂。他的“新流氓主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有时骂得走火，胡说八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但大家还是爱看。因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们大家聊天聊出来的。言以见志，比方参加聊天的小头目周全平，就说过：“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有时，大家听了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过了几年，果然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他所经手的革命经费，逃之夭夭了。至于这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2。2　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①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吴黎平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