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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4。3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原题为《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收入本书时以节了“说明”及“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要点”部分，并改了题目。

杨奎松

一、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军队依照条约进入中国，受其益者必是中共无疑。因此，蒋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电邓文仪，通知他立即停止谈判。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二、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①

①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