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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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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5。3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 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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