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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尾的企鹅。

但是这也并不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横撞直冲不顾一切的乱干了，恰恰相反，愈是在这种矛盾空前尖锐，时事瞬息万变而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我们愈是要时时警惕到敌人打击的到来，要学会灵活的运用策略，要善于同群众在一起，善于运用敌人的矛盾以求其有利于我。而策略的运用，不是坐在家里用脑子空想出来的而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在群众中学习。而且也只有深入群众，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并成为群众的一员，才能有最大的安全。

5。9　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①

①本文原载香港《群众》周刊1948年8月19日第2卷第32期＇总第82期＇。

萧恺①

①萧恺，即潘汉年。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入第三年，“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已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不但日益丧失人心，日益威信扫地，日益分崩离析，而且连（略三字）①本人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与此相反的人民大众方面呢，歼灭了蒋军264万余人，解放了的地区已占全国面积24．5％，解放的人口已占全国总数37％；在解放区的农村，已正确的执行了消灭封建势力的土改工作，“这不但为解放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因为它符合于全国农民及其他广大人民的要求，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对于城市，对于工商业，也完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严格执行安定社会秩序，维持治安，认真保护公私财产，及“一切守法的民间工商业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和守法的外侨不受侵害”……）这一切不仅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同时是“实现全国胜利所不可少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请参看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有利于人民大众走向胜利最显著的另一个标志是：

①此处略去的三字是：蒋介石。下同。

“广大的中间阶层迅速地失去了对于和平改良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并且敢于把这希望公开表示出来。”

“特别是今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召开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拥护。”

当前政治上的新形势，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去年年底的预见：“只是在（略三字）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略三字）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但是回顾1年来的形势发展，检讨一下我们在蒋管区及海外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否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呢？我想除了已得的成绩之外，还有些值得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纠正的。

首先关于执行加强团结及努力扩大统战的基本方针上，还存在着若干偏向。

一、共产党如何执行坚强领导

谁也不否认当前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共的坚强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实现领导，决不是形式的，概念的可以解决任务，必须通过党正确的方针，具体的政策，用耐心的，诚恳的解释，说服，教育态度，才能够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及一切反美反蒋的民主人士，过去不可否认我们是有以一般的口号代替了具体的领导的情况存在，如反对第三条道路的或中间路线的幻想，我们有些同志强调民主与反民主之间“路只有一条”——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是对的，但缺乏分析这一条彻底民主大道，是反美反蒋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片面的强调了工农民主利益，误解“人民利益”或“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好像是排除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在外，好比农村土改中的强调贫雇农利益，而忽视联合中农同样的偏向。特别缺乏仔细分析中间路线者所幻想的反动统治和平改良的不可能，同时又把提倡中间路线的美蒋阴谋者与徘徊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的中间路线者混为一谈，对前者我们过去着重打击与揭露是正确的，而对后者忽视对他们争取与说服是错误的。正因为在蒋管区及海外中间人士为数不少，正确的揭露与打击中间路线的阴谋幻想，应当是有利于我们争取广泛的中间人士，而过去我们从“左”的概念出发，对若干中间人士口头上、文字上所表现的幻想改良和平，不加分析的把他们看成制造阴谋幻想的代表来打击，没有从争取的原则出发，给以适当的说情说理的批评（斗争），这个过程虽然很短，遗下的影响是相当的大，是妨害了统战的团结与发展。

共产党应该坚强领导统一战线，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的一呼百应，我们必须是依靠正确具体的领导，使人心说诚服。同时不要把党的一般纲领与统战范围内具体的共同斗争的统一纲领混为一谈，因此要承认联合过程中各阶级各党派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区别，应当照顾到他们与我们不相同之处，同时又坚决忠实执行共同目标，并经常促进大家的进步。反对把统一战线代替了党，取消了党的独立性，同样反对把党代替了统一战线脱离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胜利的不拔的基础，由于中共的政治主张为全国范围内广大人民所拥护，目前在统战工作中较容易犯“左”的偏向，不尊重同盟者的意见，不考虑其他民主党派的建议，遇事不善诚恳合作，为了巩固团结或必须争取的同盟者，对他们应有的友谊批评与善意说服，却误用了对反动阴谋者而采取的打击……这些自高自大，敌友不分的作风，都是由“左”倾偏向而来。

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对坚强领导统一战线就提出明确的方针：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方面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面，谁就要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和友党同志谦和商量的态度，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双方（我党与友党）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毛泽东：论新阶段）

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坚强的领导，不是别的，是基于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有利于人民的正确政治方针，通过实际具体的政策，加强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发展。

二、放手发展反美反蒋统一战线

蒋管区广大群众对美帝的阴谋侵略的“援华”罪行，及反动统治卖国灭族的“勘乱”政策，已普遍纷起反抗，即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迅速地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人民解放军的彻底胜利，国民党内部反独裁，反专政，也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落在客观形势之后，其原因不是别的，在于我们停留在反美反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一般的号召，而缺乏针对着美帝及其走狗反动集团每一罪行，提出具体的鼓动口号，组织各个社会阶层迫切的当前的个别利益的斗争，关于这方面，全国学生的斗争是有它光荣的成绩，但学生运动还相当孤立，不能发动广大的公教人员，工商业界，及其他一切社会各阶层，作有机的配合。

我们当不能否认反动统治愈接近崩溃，其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愈严重，如宣布抗暴学生和求生工人的死刑，是套上民主外衣的欧美帝国主义所未曾见的暴行，而美帝豢养的大走狗竟敢为此，其狠毒卑劣，袁世凯也只能叹为观止，但是人民觉醒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斗争的勇气也随之坚决了，我们放手发展广泛的蒋管区的统一战线，是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主张的号召，与蒋管区人民各种具体斗争结合，特别是目前中共号召的召开新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入各社会阶层去宣传解释，联系到反美反蒋各别具体的斗争。如蒋政权在美帝指使之下，公然提倡“中日合作”，派张群赴日具体面商“共存共荣”的汪精卫的汉奸政策，首蒙其害的当然是工商业界，我们应当去对工商业家进行宣传鼓动，展开反亲日的统战运动。又如蒋政权的财政经济崩溃到不可收拾的状态，物价狂跳不止，而一般公教人员收入普遍地到了饥不足食，寒不足衣的境遇，组织他们起来反饥饿，要求改善待遇。总之，谈政治路线，原则，方针，而不去联系具体实际的各别斗争，是取消斗争的空谈。同样，专注意上层党派关系的团结，不去具体进行群众间实际斗争的组织领导，统一战线既不能巩固团结，也不能广泛的发展。

三、利用合法，矛盾，有利于斗争的展开

美蒋为了欺骗蒙蔽群众，伪装民主，甚至谣言和平，制造“反蒋独立”，我们应当揭露其阴谋，使广大人民不致上当，但是在蒋管区我们不要满足于单纯的揭露，同时要善于利用合法的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便掩护斗争的展开，使之有利于人民的斗争。问题是必须清楚明白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能怀有丝毫幻想，才能说得上利用，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敌人的阴谋欺骗是必要的，但不注意利用敌人的合法，利用敌人的矛盾，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斗争，也是消极的。问题是利用，而不是信任，同时利用必须有利于人民，而使敌人欺骗阴谋更无作用；相反的，凡是一切足以增加敌人阴谋欺骗的利用都应该坚决反对，如信任李宗仁之流的口头反蒋，他并无具体反蒋行动，误认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愿在政治上揭露他的阴谋作用，相反的引以为同道，这是被李宗仁利用，扩大其阴谋欺骗，妨碍了人民的彻底反蒋，这是原则上的错误，谈不上利用矛盾，可被利用的敌人内部矛盾，必须演变到互相利害冲突。

第06章　新上海的副市长

6。1　印象深刻的领导人

屠基远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中，潘汉年是我接触的领导人中印象深刻的一个。

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我并不认识潘汉年。青少年时期，爱好文学，因而知道在中国左翼文坛中，潘汉年是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中年轻的一员。在后来懂一些党的历史之后，知道他不仅是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做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打交道的重要人物。当时，我虽有敬佩之心，却从来没有和他接触过。解放以后，他在陈毅市长领导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我才认识他。他是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市府党组书记，是领导我们市府各局的主要负责人。我开始是市民政局的秘书主任，同他接触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长时，才多次同他接触，对他才有所了解。一直到1955年他离开市府被审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