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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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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6页。

五、初入《大公报》

当时有400多万人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是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大公报》的发祥地在天津,此时上海版却已成为《大公报》的重镇,也是国内舆论的重镇。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的生命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①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另外被录取的是蒋定本和李君维,张契尼、李象伟、程法伋三人名列备取。②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① 以前都说报名的人多达3000人,查良镛也这样说,与事实不合。

② 特约记者《关于招聘翻译》,载《大公园地》复刊第13期,1947年11月5日。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吴鼎昌1935年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辞世,开创《大公报》新局面的三巨头只有胡政之还在主事,在上海《大公报》执笔政的是总编辑王芸生。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8、49页。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园地》刊载了查良镛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说录》,他说“自扁其说”是许君远先生新发明的说法,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错误或自我嘲笑。在报言报,做“翻译”即翻译,他译了九则,距“十全”之圆相差一条,以示其“扁”。这些有意思的译文正是他初入《大公报》时心情愉快的小小见证:

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社会人士大哗,议会要求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

……

一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要人之后,总编辑问他:“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嗯!你把他的话写一个专栏。明天见报。”……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①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廷栋对他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②

①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236、237、238页。

②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湾”或“赤柱”。①1841年,人口不过7450人,全部是渔民。

“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大辱。”②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过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他的脚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满陌生和新鲜。“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他们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一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内地通货膨胀,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已有不胜负担之苦。他告诉上海的同事,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起来便宜,不过换成国币也很吓人。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比较落后,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不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①

① 《叶灵凤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27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3页。

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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