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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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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7页。
② 张彻(1922—2002),原名张易扬,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导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独臂刀》开创票房过百万的纪录。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页。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①
他预感到了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批判后,4月19日,《明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率先在香港报纸中披露这一重要消息,大胆预测这是一场全国的群众性批判运动的信号。5月6日,内地已处于大动乱前夜,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这一预测一语中的,当时很多人却不相信,有人还对他提出批评。
《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与他们同时被批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报》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痛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点明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说,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仅是要揪出彭真,“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更加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虽未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6月4日,他在《彭真罢官》社评中分析:
① 《黄克诚复出任职》,《明报》1966年3月1日。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言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评即以《林彪得势,全面推进》为题。19日,他在《天安门与玄武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林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刘从第二位垮到第八位。这是暂时性的,恐怕不久就会像年羹尧那样连降十八级,像莫洛托夫那样去做外蒙大使,像马伦可夫那样去做偏远小镇上的水电站站长。今日天安门有点像唐朝长安的玄武门,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继承了。周恩来都在极口颂扬林彪,可见其余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多数准确。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泽东接连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量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红卫兵大闹北京城》社评中一语道破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中心还是“权力斗争”。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说,红卫兵的真正目的决不在改招牌、斩鞋尖、剪头发,这些行动只不过是“立威”,“根本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却无资格到天安门广场去出席大会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当他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造谣”,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次日在《解放军报》头条位置发表。12月1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远居香港的金庸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7月3日,他在《林副统帅,功高震主》社评中预感,“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
1968年1月2日,他发表社评《极左派红卫兵将受整肃》,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新一年五个任务的措辞推断,红卫兵在今年之内将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8月6日他在《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社评中断言:“这场大斗争,不管中间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变化,最后的结果非常明显:红卫兵永远不可能得到胜利。如果哪一天红卫兵真正在全国范围中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评立即收档,从此不写,因为这是事理之所必无。如果这样浅白明显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错了结论,哪里还有资格评论天下大事?还不如及早收档之为妙。读者们如果不信,不妨将这篇社评剪了下来,立此存照,看我们的判断会不会掉了眼镜。”
当江青炙手可热之时,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评《“算老几”江青失势》中却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所以中共党内许多人提到江青时,只称其为‘算老几’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评《女主弄权,必斗将相》讲到吕后,武则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许多事件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一二千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12月28日,他的社评《电影明星和自杀》说:“若不是凭着毛氏个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将早已将这个过气电影明星解决了。……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但以江青为人,在毛逝世之后,是绝对不会脱离政治圈的。……国家的政权是一种极为猛烈的毒药,身体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来,《明报》头版几乎全是“文革”的报道,他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乡土”版,每隔几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后来发展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他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内地版)。内地稿件的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或来自外国通讯社,或译自日本报刊。二是转载红卫兵报刊上的文章,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红线女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闻”,以及“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红卫兵小报为他和《明报》提供了判断国内局势的“原始资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说:“近两年来搜罗中共各地出版的‘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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