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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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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①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①
① 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 《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 查良镛《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② 《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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