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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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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金庸虽还担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但平时已不上班,这次因不满末代港督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笔上阵。10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保持现状,充分利用》。第二天接着刊出《从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认为:“中共对政治权力牢牢掌握,经济可以改革开放,政权却绝对是共产党专有,决不容许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这两篇社评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冷静地叙述事实,不包括他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1993年1月,《明报月刊》的“中港关系及香港政制”特辑,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选举的突变》,他自称“民主缓进派”(稳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泽民在北京与金庸见面时,指着茶几上的这一期《明报月刊》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江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还画着红线,金庸相信那是江阅读时表示赞同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选择有一番坦诚的自白: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信对于历史(那是中国人民族性长期的集中表现)、政治规律,以及共产党人的处事方式,比青年和学生们了解得较多、较深。①
还有,当政制小组争论不下时,邓小平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照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就绝对不行!”②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线。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金庸的立场,他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① 《功能选举的突变》,《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号,17页。
② 金庸《忆邓小平的“治港远见”》,《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4—25页。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①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②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③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④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9—52页。该书将“杜冶芬”误为“杜治芬”。
② 《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③ 许乃玲《父亲许君远二三事》,《许君远文存》,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369页。
④ 罗孚为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写的序言附记,11页。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②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③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④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⑤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⑥
二、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54、56、57页。
② 罗孚为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写的序言附记,11页。
③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页。
④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266页。
⑤ 杨莉歌《金庸传说》,190—191页。
⑥ 《上海文化报》1997年9月26日,转引自严晓星《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②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③《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①“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① 《我与大公报》,179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页。
③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289页。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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