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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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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①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②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③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4页。

② 《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8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5页。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①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②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③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72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2、146页。

③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4页。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①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②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①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56—158,165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81、205页。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②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③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④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2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6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98—99页。

④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①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②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③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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