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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 冯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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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太玄了——一会儿弄飞机,一会儿弄卫星;其实商业上非常合理和巧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制度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个故事,就是运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罗斯退役的航母卖到中国来,这在当时有一些可能性,商业上也好象说得通。一般人会认为这是故事,就象电视连续剧一样错综复杂,普通老百姓得看那么几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导演,一开始编剧时他就知道结果,他让你跟着哭、跟着笑,到最后一集了,才给你个大团圆的结局,观众到这时才能喘口气,其实中间该哭该笑的都跟着编导经历完了。老牟是编剧,他的设想是合理的,但跟现存体制的冲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是自由和开放的情况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变成现实和巨大的商业成功。

  牟其中还做过几件事,我认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第一件是根治陕北的沙漠化。当时我们到陕北去的时候看到,陕北的地形是沟、梁、卯、塬,梁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台。这种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老牟就组织了一些水土保持专家、农业专家、气候专家去看;此外,他还邀请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专家——定向爆破专家。他有一个构想:我要把这些沟沟坎坎弄平整起来,把高出来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补齐,三炸两炸不就炸成平原了嘛!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把这里炸成平原,这地方再也不会有水土流失,就变成江南了;气候好了,庄稼也好了,这样西北的问题就解决了。他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呢?当时很多专家也在研究,认为技术上肯定是能炸的,而且一定造得出平原来。但要完成这件事,就得跟当时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有太多冲突。所以,这事后来被认为是胡思乱想,就没再进行下去。另一件与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马拉雅山炸炸一个口,然后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这个想法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科学家坚持认为这件事在科学上是可行的,商业上也是可行的。但经牟其中一讲,大家就认为他在那儿胡思乱想。老牟的第三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运河;他想从平朔到天津挖一条运河,运河开通后把山西的煤直接通过水路运到天津港。
钱是无限的


  总之,这些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商业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只是跟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来大多失败了或者被认为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1)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是特别混杂的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法》,南德的组织结构非常奇怪。南德有一些江湖的习气,来来往往的人都跟行走江湖的一样。老牟被判过一次死刑,坐过两次牢,算是大难不死。这一传奇经历吸引了很多江湖上的人来找他,很多人素不相识,纯粹慕名而来,来了以后,就跟过去江湖上一样,一拱手一抱拳,就可以在这儿吃喝。南德的食堂一直开着,饭菜做得非常可口,吃饭也不需要交钱,于是来来往往的人就都在这儿吃。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南德那段日子,吃得实在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南德又像个家族,因为牟其中的老婆、小姨子、儿子、侄子等所有的家里人都在公司里;此外,好多他的乡亲、也就是万县老乡也在公司,关键岗位全都是万县人。整个公司业务全是他老婆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老婆跟大家定。老牟的状态又像袍哥,凡是四川来的,他都一律招呼,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最后,南德又像政府,它的机构设置又是办公厅、一二处,又是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完全像国家建制。我是总办的,当时还兼过西北办主任;王功权那时候是东南办主任,汪兆京是二处处长。这么一个公司组织,它既沿袭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和机关,所以相应的游戏规则也是很混乱的。

  南德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南德集团下边做了一大堆公司,这些个公司是怎么管的呢?我在总办当办公室主任时,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管公章。这公章怎么个管法?当然要老牟同意才能盖章了。但是公章实在太多了,找起来麻烦,于是就用一个网兜,在网眼上系上绳,把章子都系在那些个绳上;这样,一提网兜,所有公章就都出来了,有好几十个呢。每个公章子把把上都贴块小胶布,上边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练习本,上面写着每个号码相对应的公司名称,真有点像密码本的功能。需要盖章的时候,我会得到通知说用几号章,于是就把网兜拎出来,找出相应的公章盖上。这是一种管理办法。老牟还有一种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组(项目组),类似现在的风险投资,大概10万块钱、俩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一时间,来了很多说故事的人,卖药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献宝的、倒技术的全部都来了。老牟的想法是,每一个项目组划拨三个人、10万块钱(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挺大一个数目呢),你们就折腾吧,万一有一个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补回来了。这很有点儿像当今的风险投资。老牟就是喜欢这么撞大运。比如我们西北办,任务就是在黄陵地区组织扶贫开发区,管理地域是13个县,包括整个延安地区。成立了管委会之后,又成立公司。我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也不知道钱最后怎么挣,当地人也都犯懵。有一次延安的书记专程到北京来,说是有一个甲醇项目需要两千万,想请老牟投资。老牟听了以后,丝毫打不起精神,那位书记还以为这个项目不够好。老牟说这个项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钱太少,才需要两千万,我干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点儿?老牟说:“你这样,你就放开了想,第一钱是无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无限的,想找谁就找谁。你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想出项目来再找我。”他这几句话,把延安的书记给弄懵了:这可怎么想?缺钱时从来想的都是少要一点儿,免得给人添麻烦,他现在却让我放开了想,说钱是无限的——这让我还真不会想了。后来除了想明白要把驻京办事处设在南德这件事之外,延安就没有人能想清楚怎么跟老牟谈钱的事。

  总之,南德公司由于组织文化的混乱,公司架构也混乱,做事也完全没有章法,常常根据临时需要这儿注册一个公司、那儿注册一个公司。从今天的观点看,南德总的来说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公司,投资公司不像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2)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有那么有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叫李林选,是个女士,曾经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摸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林选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跟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这几张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些助纣为虐的意味啊。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之前那份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站在边上看,他叫我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被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这个田时堂是个坏人,他不仅****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早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他****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喊“董朝凯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又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挡,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落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呆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匝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就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作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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