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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丁南·华伦，一位商业艺术家，他使用这个技巧，赢得了一位暴躁易怒的艺术品顾主的好印象。　　
　　“精确，一丝不苟，是绘制商业广告和出版品的最重要项目。”华伦先生事后说。　　
　　“有些艺术编辑要求我们立刻完成他们所交下来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难免会发生一些小错误。我知道，某一位艺术组长总是喜欢从鸡蛋里挑骨头。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总觉得心里不舒服，不是因为他的批评，而是因为他攻击我的方法。最近我交了一件很急的完稿给他，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到他办公室去，说是出了问题。当我到他办公室之后，正如我所料——麻烦来了。他满怀敌意，终于有了挑剔的机会。在他恶意地责备我一顿之后，正好是我运用所学自我批评的机会。因此我说：‘某某先生，如果你的话不错，我的失误一定不可原谅。我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实在该知道怎么画才对。我觉得惭愧。’“他立刻开始为我辩护起来。‘是的，你的话并没有错，不过毕竟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我打断了他。‘任何错误，’我说，‘代价可能都很大，叫人不舒服。’“他开始插嘴；但我不让他插嘴。我很满意，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批评自己——我真喜欢这样做。　　
　　“‘我应该更小心一点才对，’我继续说。‘你给我的工作很多，照理应该使你满意，因此我打算重新再来。’“‘不！不！’他反对起来。‘我不想那样麻烦你。’他赞扬我的作品，告诉我只需要稍微修改一点就行了，又说一点小错不会花他公司多少钱；毕竟，这只是小节——不值得担心。　　
　　“我急切地批评自己，使他怒气全消。结果他邀我同进午餐，分手之前他开给我一张支票，又交代我另一件工作。”　　
　　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不仅可以消除罪恶感和自我卫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新墨西哥州阿布库克市的布鲁士·哈威，错误地给一位请病假的员工发了全薪。在他发现这项错误之后，就告诉这位员工，必须纠正这项错误，他要在下次薪水支票中减去多付的薪水金额。这位员工说这样做会给他带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此请求分期扣回他多领的薪水。但这样做，哈威必须先获得他上级的核准。“我知道这样做，”哈威说，“一定会使老板大为不满。在我考虑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种状况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切混乱都是我的错误，我必须在老板面前承认。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把整个情形告诉了他。他大发脾气地说这应该是人事部门的错误，但我重复地说这是我的错误，他又大声地指责会计部门的疏忽，我又解释说这是我的错误，他又责怪办公室的另外两个同事，但是我一再地说这是我的错误。最后他看着我说，‘好吧，这是你的错误。现在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吧。’我把错误改正过来了，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我觉得我很不错，因为我能够处理一个紧张的状况，并且有勇气不寻找藉口。自那以后，我的老板就更加看重我了。”　　
　　卡耐基告诉我们，即使傻瓜也会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但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就会获得他人的尊重，而有一种高贵怡然的感觉。如我们是对的，就要说服别人同意。而我们错了，就应很快地承认。　　
　　1929年，美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教育界的大事，美国各地的学者都赶到芝加哥看热闹。在几年之前，有个名叫罗勃·郝金斯的年轻人，半工半读地从耶鲁大学毕业，做过作家、伐木工人、家庭教师和卖成衣的售货员。现在，只经过了八年，他就被任命为全美国第四富有的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刚三十岁！真叫人难以相信。老一辈的教育人士都大摇其头，人们对他的批评就象山崩落石一样一齐打在这位“神童”的头上，说他这样，说他那样——太年轻了，经验不够——说他的教育观念很不成熟，甚至各大报纸也参加了攻击。　　
　　在罗勃·郝金斯就任的那一天，有一个朋友对他的父亲说：“今天早上我看见报上的社论攻击你的儿子，真把我吓坏了。”　　
　　“不错，”郝金斯的父亲回答说，“话说得很凶。可是请记住，从来没有人会踢一只死了的狗。”　　
　　确实，这只狗愈重要，踢它的人愈能够感到满足。后来成为英国爱德华八世的温莎王子（即温莎公爵），他的屁服也被人狠狠地踢过。当时他在帝文夏的达特莫斯学院读书——　　
　　这个学院相当于美国安那波里市的海军官校。温莎王子那时候才十四岁，有一天，一位海军军官发现他在哭，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起先不肯说，后来终于说了真话：他被学校的学生踢了。指挥官把所有的学生召集起来，向他们解释王子并没有告状，可是他想晓得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虐待温莎王子。　　
　　大家推诿拖延支吾了半天之后，这些学生终于承认说：等他们自己将来成了皇家海军的指挥官或舰长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告诉人家，他们曾经踢过国王的屁股。　　
　　所以，你要是被人家踢了，或被别人恶意批评的话，请记住，他们之所以做这种事情，是因为这事能使那些人有一种自以为重要的感觉；这通常也就表示着你已经有所成就，而且值得别人注意。很多人在骂那些教育程度比他们高，或者在各方面比他们成功得多的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满足的快感。卡耐基以自己为例，他写这一章的时候，接到一个女人的来信，痛骂创建救世军的威廉·布慈将军，因他曾经在广播节目里赞扬布慈将军，所以这个女人写信给他，说布慈将军侵占了她募来救济穷人的八百万美金捐款。这种指责当然非常荒谬，可是这个女人并不是想发现事情的真相，只是想打倒一个比她高的人，使自己得到满足。卡耐基把她那封无聊的信丢进了废纸篓里，同时感谢上帝，好在他没有娶她做妻子。从她那封信里，卡耐基看不出布慈将军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却对她非常清楚了。多年前，叔本华曾说过：“庸俗的人在伟大的错误和愚行中，得到很大的快感。”　　
　　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耶鲁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庸俗的人，可是有一位担任过耶鲁大学校长的提摩太·道特，却显然以能够责骂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为乐。这位耶鲁大学的校长警告：“如果这个人当选了总统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妻子和女儿，成为合法卖淫的牺牲者。我们会大受羞辱，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自尊和德行都会消失殆尽，使人神共愤。”　　
　　这几句话听来好象是在骂希特勒，但不是的，这些话是在骂汤玛斯·杰佛逊，就是那个写独立宣言、创立民主政体的不朽的杰佛逊。　　
　　乔治·华盛顿也曾经被人家骂做“伪君子”、“大骗子”和“只比谋杀犯好一点点的人”。呢？有张报纸上的漫画画着他站在断头台上，那把大刀正准备把他的头吹下来；在他骑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一大群人围着他又叫又骂。　　
　　可是这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人性已经有所改进。让我们再来看看因乘雪橇到达北极震惊全球的著名探险家佩瑞海军上将的遭遇。几百年来，无数勇敢的人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而挨饿受冻，甚至丧生。佩瑞也几乎因为饥寒交迫而死去，有八只脚趾因冻僵受伤而不得不割除，他在路上所碰到的各种灾难使他担心自己会发疯。那些华盛顿的上级海军官员们却因为佩瑞这样受到欢迎和重视而嫉妒非常。于是他们诬告他假借科学探险和名义敛财，然后“无所事事地在北极享受逍遥”，而且人们可能还真相信这句话，因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不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事情。他们想羞辱佩瑞的决心强烈到最后必须由麦金莱总统直接下令，才使佩瑞能在北极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如果佩瑞当时是在华盛顿的海军总部里坐办公桌的话，他会不会遭到别人的批评呢？不会的，因为那样他就不会重要到能引起别人的嫉妒了。　　
　　格兰特将军碰到的经历比佩瑞上将更糟。在1862年，格兰特将军赢得了北军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使他顿时成为全国性的偶像，甚至在遥远的欧洲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场战争使得从缅因州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处处都敲钟点火以示庆祝。但是在得到这次伟大胜利的六个星期以后，他却遭到了逮捕，兵权被夺，使他羞辱而失望地哭泣。　　
　　为什么格兰特将军会在胜利的巅峰状态被捕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他引起了那些傲慢的上级们对他的嫉妒与羡慕。　　
　　如果我们因为不公正的批评而忧虑的时候，请记住这条规则：　　
　　“不公正的批评通常是一种伪装过的恭维。记住，从来没有人会踢一只死狗。”　　
　　艾尔伯特·赫柏德说：“每个人每一天至少有五分钟是一个很蠢的大笨蛋。所谓智慧就是一个人如何不超过这五分钟的限制。”　　
　　傻人受到一点点的批评就会发起脾气来，可是聪明的人却急于从这些责备他们、反对他们和“在路上阻碍他们”的人那里，学到更多的经验。美国名诗人惠特曼这样说：“难道你的一切只是从那些羡慕你，对你好，常站在你身边的人那里得来的吗？从那些反对你，指责你，或站在路上挡着你的人那里，你学来的岂不是更多？”　　
　　不要等着我们的敌人来批评我们或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在这一点上胜过他们，我们要做自己最严格的批评者，我们要在敌人能有机会说什么以前就找出我们所有的弱点加以改正，这正是达尔文所做的。获得这样的认识，他花了十五年时间。事情是这样的：当达尔文完成他那本不朽巨著《进化论》的手稿时，他了解，出版这本对生物的创造有革命性见解的书，会动摇整个知识界和宗教界，所以他做了他自己的批评者。他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来检查他的资料，研究他的理论，批评他的结论。这是为批评所作的充分准备。　　
　　假如有人骂你是“一个笨蛋”，你应该怎么办呢？生气吗？　　
　　觉得受到了侮辱吗？林肯是这样做的：有一次，爱德华·史丹顿称林肯是“一个笨蛋”。史丹顿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林肯干涉了史丹顿的业务，由于为了要取悦一个很自私的政客，林肯签发了一项命令，调动了某些军队。史丹顿不仅拒绝执行林肯的命令，而且大骂林肯签发这种命令是笨蛋的行为。结果怎么样呢？当林肯听到史丹顿说的话之后，他很平静地回答说：“如果史丹顿说我是个笨蛋，那我一定就是个笨蛋，因为他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我得亲自过去看一看。”　　
　　林肯果然去见史丹顿，他知道自己签发了错误的命令，于是收回了成命。只要是诚意的批评，是以知识为根据而有建设性的批评，林肯都非常欢迎。　　
　　卡耐基认为，你和我也应该欢迎这一类的批评，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希望我们做的事有四分之三正确的机会，至少，这是罗斯福说他希望有的；而他那时候正入主白宫。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思想家，也承认他的结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