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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鲁班爷修，

玉石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

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

谁没有听过或哼过它几遍？

这平民心目中的四件宝贝，我前已调查考证过两处。第一处正定，不止是那73尺铜铸观音可观，隆兴寺全寺中各个建筑，且是宋代遗建中极重要的实物。第二处应县佛宫寺木塔，全塔木构，高60余米，建于辽清宁二年，为我国木塔中之最古者；巍峨雄壮，经八百余年风雨，依然屹立，宜尊为国宝之一。

这一次考察赵州，不意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所以除却沧州铁狮子我尚未得瞻仰不能置辞外，我对于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三个宝贝，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且相信今日的知识阶级中人，对这几件古传瑰宝，确有认识爱护的必要，敢以介绍人的资格，将我所考察所测绘的作成报告，附以关于这桥建筑及工程方面的分析，献与国内同好。

除大石桥外，在赵州更得到许多宝贝，其中有两座桥，一座是县城西门外的永通桥，即所谓小石桥；一座是县西南八里宋村的济美桥。因为它们与大石桥多有相同之点，所以一并在此叙述。

在赵州调查期间，蒙县立中学校长耿平允先生及诸教员多方帮忙，并许假住校中；县政府，建设局，保卫团亦处处保护，给予便利，都是我们所极感谢的。

二　安济桥

安济桥——俗呼大石桥——在赵县南门外五里洨水上，一道雄伟的单孔弧券，横跨在河之两岸，在券之两端，各发两小券。桥之北端，有很长的甬道，由较低的北岸村中渐达桥上。南岸的高度比桥背低不多，不用甬道，而在桥头建立关帝阁一座；是砖砌的高台，下通门洞，凡是由桥上经过的行旅，都得由这门洞通行。桥面分为三股道路，正中走车，两旁行人。关帝阁前树立一对旗杆，好像是区划出大石桥最南头的标识。

这一带的乡下人都相信赵州桥是“鲁班爷修”的，他们并且相信现在所看见的大石券，是直通入水底，成一个整圆券洞！但是这大石券由南北两墩壁量起，跨长37。47米（约十二丈），且为弧券。

按光绪《赵州志》卷一：

安济桥在州南五里洨水上，一名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奇巧固护，甲于天下。上有兽迹，相传是张果老倒骑驴处……

关于安济桥的诗铭记赞，志载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唐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

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隆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义插骈，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璺，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

可惜这铭的原石，今已不存。张嘉贞，《新唐书》中有传，武后时，拜监察御史，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为中书令，当时距隋亡仅百年，既说隋匠李春，当属可靠。其他描写的句子，如“缄穹隆崇，豁然无楹”，“腰铁蹙”，和“两涯嵌四穴”，还都与我们现在所见的一样。只是“其栏槛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挐踞，眭盱翕欻，若飞若动”，则已改变。现在桥的西面，有石栏板，正中几片刻有“龙兽之状”，刀法布局，都不见得出奇，当为清代补葺，东面南端，尚存有旧栏两板，或者就是小放牛里的“玉石栏杆”，但这旧栏也无非是明代重修时遗物而已（详下文）。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及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这真正作者问题，自当格外严重些。

志中所录唐代桥铭，尚有李翱、刘涣、张三篇，对于桥的构造和历史虽没有记载，但可证明这桥在唐代已是“天下之雄胜”。这些勒铭的原石，也都不存在了。

在小券的壁上，刻有历代的诗铭题字，其中有大观宣和及金元明的年号。这千三百余年的国宝名迹，将每个时代的景仰，为我们留存到今日。

这坚壮的石桥，在明代以前，大概情形还很好。州志录有明张居敬《重修大石桥记》，算是修葺的第一次记录。记中说：世庙初，有鬻薪者，以航运置桥下，火逸延焚，至桥石微隙，而腰铁因之剥销；且上为辎重穿敝。先大夫目击而危之，曰：“弗葺将就颓也！”　以癸亥岁，率里中杜锐等肩其役，垂若而年，石敝如前，余兄弟复谋请李县等规工而董之，令僧人明进缘募得若干缗，而郡守王公，实先为督勒。经始于丁酉秋，而冬告竣，胜地飞梁，依然如故……

按张居敬隆庆丁卯（公元1567年）举人，他的父亲张时泰，嘉靖甲子（公元1564年）举人，中举只比他早三年。记中所谓癸亥，大概是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这是我们所知道修桥的惟一记录，而当时亦只是“石微隙而腰铁剥销”而已。

现在桥之东面已毁坏，西面石极新。据乡人说，桥之西面于明末坏崩，按当在万历重修之后若干年，而于乾隆年间重修，但并无碑记。桥之东面，亦于乾隆年间崩落，至今尚未修葺。落下的石块，还成列地卧在河床下。现在若想拾起重修，还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石桥所跨的洨水，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掘下两米余，方才有水，令人疑惑哪里来的“怒水之荡突”。按《州志》引《旧志》，说水有四泉；张孝时《洨河考》谓其“发源于封龙山……瀑布悬崖，水皆从石罅中流出……”《汉书·地理志》则谓“井陉山洨水所出”；这许多不同的说法，正足以证明洨水的干涸不是今日始有的现象。但是此桥建造之必要，定因如《水经注》里所说“洨水不出山，而假力于近山之泉”……“受西山诸水，每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当时颇称巨川，今仅有涓涓细流，惟夏秋霖潦，挟众山泉来注，然不久复为细流矣。”

现在洨水的河床，无疑的比石桥初建的时候高得多。大券的两端，都已被千余年的淤泥掩埋，券的长度是无由得知。我们实测的数目，南北较大的小券的墩壁（金刚墙）间之距离为37。47米，由四十三块大小不同的楔石砌成；但自墩壁以外大券还继续地向下去，其净跨长度，当然在这数目以上。这样大的单孔券，在以楣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一千三百余年以前，实在是一桩值得惊异的事情。诚然，在欧洲古建筑中，37米乃至40米以上的大券或圆顶，并不算十分稀奇。罗马的万神庙（Pantheon）（公元123年）大圆顶径约42。5米，半径约21米；与安济桥约略同时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今为礼拜寺），大圆顶径约32。6米，半径17。2米。安济桥的净跨固然比这些都小，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乃在安济桥的券乃是一个“弧券”，其半径约合27。7米；假使它完成整券，则跨当合55。4米，应当是古代有数的大券了。

中国用券，最古的例见于周汉陵墓，如近岁洛阳发现的周末韩君墓，墓门上有石券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现纪略》。（——余鸣谦注），旅顺附近南山里诸汉墓，门上皆有圆券见《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余鸣谦注）；鲁蜀诸汉墓，亦多发券。至于券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尚待考证。我们所知道关于券桥最初的记载，有《水经注·谷水》条：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

由文义上看来，其为券桥，殆少疑义，且后世纪录券桥文字中所常用“几孔”字样，并未见到，所以或许也是一座单孔券桥。后世常见的多孔券桥，其重量须分布于立在河心的墩子上，即今日所谓金刚墙。

但是古代河心多用柱——木柱或石柱——石墩见于记载之始者，为唐洛阳天津桥，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在这种方法发明以前，我颇疑六朝以前的券桥都是单券由此岸达于彼岸的。所以大石桥的尺寸造法虽然非常，但单券则许是当时所知道的惟一办法。

现代通用的砌券方法，是罗马式的纵联砌券法，砌层与券筒的中轴线平行而在各层之间使砌缝相错，使券筒成为一整个的。许多汉代墓券，也是用罗马式砌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用28道单独的券，并比排列着，每道宽约35厘米强。大券厚1。03米，全部厚度相同。

每石长度并不相同，自70厘米至109厘米不等。各块之间皆用“腰铁”两件相连，无论表券（即券面）里券，都是如此做法。西面券顶正中的如意石刻有兽面，并用腰铁三个；这是近代重修的。券面隐起双线两道，大概是按原状做成。各道券之间并没有密切的联络，除却在大券之上，用厚约33厘米的石板，依着券筒用不甚整齐的纵联式砌法铺在券上，其主要砌缝与大券二十八道券缝成正角：即清式瓦作发券上之“伏”。它的功用，似在做各道单独的大券间的联络构材。但是这单薄的伏——尤其是中部——和它上面不甚重的荷载所产生的摩擦力并不足以阻止这些各个券的向外倒出的倾向。

大券两端下的券基，为免水流的冲击，必须深深埋入，绝不只在现在所见的券尽处，虽然亦不能如乡人所传全券成一整圆。为要实测券基，我们在北面券脚下发掘，但在现在河床下约70—80厘米，即发现承在券下平置的石壁。石共五层，共高1。58米，每层较上一层稍出台，下面并无坚实的基础，分明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而非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基础。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望一样。

再讲这长扁的大券上面，每端所负的两个小券，张嘉贞《铭》所说的“两涯嵌四穴”，真是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罗马时代的水沟诚然也是券上加券，但那上券乃立在下券的券墩上，而且那种引水法，并不一定是智慧的表现，虽然为着它气魄雄厚，古意纵横，博得许多的荣誉。这种将小券伏在大券上，以减少材料，减轻荷载的空撞券法，在欧洲直至近代工程中，才是一种极通用的做法。欧洲古代的桥，如法国Montauban　14世纪建造的Pont　des　Consuls，虽然在墩之上部发小券，但小券并不伏在主券上。真正的空撞券桥，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盛行于欧洲。Brawngyn　&；　Sparrow合著的《说桥》（A　Book　of　Bridges），则认为1912年落成的Algeria，Constantine的Point　Sidi　Rached，一道主券长70米，两端各伏有四小券的桥，是半受罗马水沟影响，半受法国Ceret两古桥（公元1321年）影响的产品。但这些桥计算起来，较安济桥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