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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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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说，所谓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也是放开搞活后地方和企业的正常反应。
这些行为，采用计划手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2工资与消费基金的管理体制。工资改革后，企业获得了工资奖金分配的自主权，工资与效益挂钩，消费与生产挂钩，分配与贡献挂钩，调动了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
但由于各项改革措施尚不配套，制度尚未健全，又出现了消费基金失控的问题。国民收入超分配，消费基金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
3财政体制。从1980年开始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财力和自主权扩大，而中央财政收入减少，连年赤字增加，使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降低。1980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1985年，在税制改革和第二步利改税的基础上，又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这种财政体制的核心是分炷吃饭。
这种体制由于实行收支挂钩、权责结合，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这一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分配上的问题是，中央财政直接组织的收入减少，而统支局面尚未打破，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过重，结果是地方财政有结余，而中央财政连年收不抵支，赤字不断扩大。这种收支不平衡状况使得国家在安排重点建设和制定经济改革方案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而多年的财政赤字对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也产生着不利影响。4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通过几年的改革，银行在投资控制方面的作用增大了。这几年，一方面是投资体制改革中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有了银行贷款自主权，银行则扩大了信贷范围，放宽了贷款对象。另一方面是银行体制改革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工，调动了专业银行的积极性。但1日体制下以行政管理和控制为主的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作为主要经济控制手段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节体系尚未完善，企业与银行、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导致银行信贷资金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不住，主要是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的膨胀。通过银行借款弥补财政赤字也扩大了银行的信贷规模。
（二）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和决策上的问题导致宏观管理失控的原因
不仅仅是由于客观上的约束和调控机制尚未建立健全，还有在经济工作指导上的认识与决策问题。
一方面，进入七五，人们还陶醉于六五以来工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繁荣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现实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及其危害，理论上新觊恩斯主义也有所抬头，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后果认识不足，因而在1985年以后进行各项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的同时，没有严格防止通货膨胀，宏观方面没有管严管紧。
另一方面，对于压缩建设规模，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认识上也不一致。一些人担心放慢增长速度会影响经济发展后劲，一旦增长率有所下降，就担心经济萎缩，因而不顾后果地要提高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只增长44％许多人都担心会滑坡，有的人预言如果停止通货膨胀，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将会降到零，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为了提高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半年生产了不少库存积压品，银行为此投放了约100亿元流动资金。结果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比上年增加36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205亿元），增发货币230亿元，比上年增加23。4％，这一年工业生产增长11。1％都超过了计划目标。
实际上，对于经济过热的状况，冷静者不少。国家计委在安排计划时，年年呼吁要压缩空气。1986年11月，宋平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这几年地方、企业的投资用于一般性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过多，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力的供需矛盾，许多地区的工业生产由于缺电而处于开四停三的状态，不少新建扩建工程、市政建设工程，由于缺电，建成后不能投入使用；在更新改造方面投资增长过快，且主要用于加工工业，改造后所需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难免出现更新改造完成之日，就是停工待电待料之时的局面。姚依林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具有紧迫感，指出，1988年的信贷、财政和投资都采取从紧安排的政策，这样做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但如果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继续膨胀下去，物价继续上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大的波动。薛暮桥同志在上述1988年5月的文章中也明确提出，我们今天是在生产高速发展中稳定物价，用不着使基建规模大大缩小，而只要求不突破计划规定的限额；目前的市场形势不容乐观，除物价加速上涨外，一季度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已经发生部分商品的抢购现象，应当引起警惕。
但是，在计划的实际执行中，地方和企业的决策者往往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同时满足于超计划生产和高指标业绩，在放权搞活的有利条件下，热衷于向上要指标，不断追加投资，大铺摊子，导致年年大大突破计划目标，过热局面始终不能降温。
种种原因综合在一起，使得1986隼已经趋于平稳的物价，从1987年起又开始持续上涨。
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几年的问题作了总结，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在对工作的指导上也有缺点和失误。总的来看，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我们往往忽视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指导上对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攀比发展速度等现象注意防止不够，纠正不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指导上往往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注意综合配套不够，在坚持放权搞活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1988年初制定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但由于后来对1987年经济形势的估价过于乐观，因此在执行中没有把稳定经济放在首位，行动不坚决，措施不得力。我们认识到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考虑不够，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揩施，又放开、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至加剧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在许多地方诱发了抢购商品和储蓄下降的现象。
经济持续过热，影响了改革的宏观环境，也影响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家经济不得不从1988年9月起开始了连续三年的治理整顿。
·4。七五计划后期的治理整顿
1988年9月开始的治理整顿，实际是对七五计划的调整。七五计划原定前两年进行经济调整，后三年开始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七五期间基本奠定新旧体制转换的基础。但自1984年第4季度开始连续几年的经济过热，打乱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如果不进行治理整顿，使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必将严重威胁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各项改革也无法继续深入。这是1988年进行治理整顿的经济背景。
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制定及实施
经济持续过热不利于改革与发展，这在当时是普遍认同的，但直接导致中央治理整顿决策出台的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改革与同年8月中下旬开始的全国性的抢购风潮。
（一）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抢购风进行价格改革需要
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在通货膨胀的环境里推进价格改革势必要有风险。对于持续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当时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是稳定物价，克服通货膨胀，首先为价格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对于如何稳定物价也有不同方法，即釜底抽薪？扬汤止沸和火上加油，最根本的方法是釜底抽薪，即通过两三年时间，压编基本建设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恢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另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社会上流动资金短缺，不存在通货膨胀，还应当增发货币，不承认物价上升是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引起的，认为在物价上升中只要把物价和工资挂钩，就可以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而不必顾虑货币和物价交替上升以致加速上升产生恶性循环。实际上，两种看法在价格改革的必要性方面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对形势的认识和改革时机的选择。
事实上，如上所述，1988年上半年，经济中的各种矛盾还在趋于尖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全面上涨，稳定物价和稳定市场，已经成为稳定经济和稳定社会的中心问题。
然而，当时一些决策者对于价格改革的难度估计不足。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和矛盾，及其所透露出的理顺价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出了急于求成的决策选择，决定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迎着风险进行价格闯关。这就使年初制定的稳定物价的计划目标在执行中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从4月份到7月份，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调价措施，提高部分粮油的收购价格，提高主要副食品（猪肉、牛羊肉、鸡蛋、果蔬、食糖）的零售价格，彩电实行浮动价格，放开名烟名酒价格，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粮食和酒的价格。然后是，8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台使人们以为物价很快就要全面放开，本来已经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高涨。从8月中旬到9月，各大中城市出现了居民抢购风潮。这次抢购风波及的地区面广，抢购的商品种类多，形成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抢购风。储户纷纷提存购物，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下降。人们购买商品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
（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决策的形成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
首先，为了控制居民抢购和物价上涨局势，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通知》解释到，经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中所讲的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采取有力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严格市场管理，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
在努力稳定局势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政治经济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会议认为，深化改革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把改革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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