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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　。”“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沣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　　　　　　　　※　　　　　　　　　※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　　　　　　　　※　　　　　　　　　※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