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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也充分意识到，他的量化推理，无论从方法还是从结果来看，都是很激进的。哈维
不仅把量化方法用于生命科学的经验调查研究之中，而且还用于“已经为生物学和医学
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并一直使这些学科保持着牢固基础的发现”之上（佩奇尔1967，80）。
哈维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实际的测量来确定人的心脏及狗和鱼的心脏的容量。然后，他
把这一数值与脉搏跳动的次数相乘，计算出从心脏输送到动脉的血的总量———平均每
个人每半小时大约为83磅。哈维说，通过这些定量的测量表明，“心脏的跳动不断地把
血液从心脏中排出，而排出量大于摄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量或所有静脉血管在任一时刻
所包容的全部血液。”他随后指出：“倘若，即使通过心脏和肺部的血流量最小时，通
过动脉和整个身体的血流量也会比食物的吸收所能提供的血液量多得多——那么，这只
有通过循环才能实现”（ch．9佩奇尔泽）。简而言之，哈维觉得他能够“计算出血的总
量，并能证明血液的循环运动”（ch．12）。他总结说（Ch．14）：
　　　　鉴于计算和视觉证明已经确证了我的所有假说，即血液通过心室的搏动流过肺部和
心脏，并被有力地推进身体的各个部分，从那里静静地进入静脉和肌肤的多孔结构，流
回各处，通过这些静脉血管从周围流向中心，从小静脉血管进入大静脉血管，最后，进
入腔静脉到达心耳；所有这一切，如此大的血流量和如此大规模的潮涨潮落——从心脏
流出到达神经末梢区域，再从神经末消区域回到心脏——也是被摄取的营养物无法提供
的，而且，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满足身体营养所需的量。
　　　　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动物的血液处于周而复始环流不息的运动之中，这
是心脏的一种活动或功能，它是借助心脏的搏动来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心脏搏动
的唯一原因。佩奇尔（1967，76ff．）发现，“哈维的直接批评者如约翰·里奥兰和支
持者如安德烈亚·阿戈里、琼·马泰特以及约翰·米克雷里都强调定量论证，从而证实
了“哈维的计算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拥护者们支持新理论的理由只有一个：
“有定量的论证”（同上）。
　　　　毫无疑问，哈维的发现“使生理学思想革命化了”（拜勒比尔1972，151）。在考虑
这一革命时我们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以它没有牛顿的世界体系那样的宇宙论意义为理
由，或以它没有像哈维去世30年以后出版的牛顿的《原理》那样几乎使整个科学都发生
了变化为理由而极度地轻视它。它的确是一场生物学革命。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承认这一
新的发现，但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却都承认它。毕竟，哈维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定量的论证再加上寻找中隔微孔的失败，是对盖伦生理学的致命一击。瓣膜则证明了血
液的单向流动。证据中唯一缺少的，是可以证明连接最小的动脉与最小的静脉的毛细血
管存在的证据，这些毛细血管最终被M．马尔皮基发现了。
　　　　在评价哈维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生物学思想和方法中的革命与医学的科学基础
（即生物学）中的革命和医学实践中的革命之间的区别。按照18世纪的医生和医学史家
约翰·弗赖恩德（1750，237）的观点，哈维曾打算写一部有关他的发现在医学中的实际
应用的著作，但他一直没有动笔。（参见本章的补充材料11．l有关哈维的发现缺少直接
的实践成果的论述。）从17世纪中不难找到证据来证明，哈维已经为科学做出了一项伟
大的发现，血液循环的发现是一项伟大的思想成果，但它对于医学实践而言并不具有
（或尚未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生物学（或生理学中）有过一场哈维革命，尽管在医学实践中不曾有过类似的哈维革命。
　　　　最后，把哈维的工作与伽利略的工作加以对照和比较，也许能给人以启示。哈维创
造了一个有唯一中心（心脏）的单循环系统，从而取代了盖伦的复合系统。这是一项类
似于哥白尼、尤其是开普勒创造的单一的宇宙系统的成就，哥白尼和开普勒创造的系统
取代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中由几个独立的系统组合而成的系统。类似的情况还有，
哈维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从而使该学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伽利略则证明，托
勒密的金星体系与实际情况不符，这二位的证明也许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不过，这里
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尽管伽利略指明，金星肯定是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动，而不是
在一个其中心围绕地球运动的本轮上运行，但他的结论是模糊的。新的资料不仅适用于
哥白尼体系，而且适用于第谷体系甚至还适用于后来的里乔利所发明的宇宙系统。而哈
维的论证以及他所做的实验、观察和定量推理，不仅证明了盖伦学说的谬误，而且同时
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一种新的科学——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
科学中曾有过一场哈维革命的理由。

第十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变革

　　　　18世纪以两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称。这两场革命确立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革
命”一词的含义——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并且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形
式的激烈的社会或政治剧变——这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然而，作为激进变革——作为一个突变点或同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向已逝
去的更美好岁月的循环式的回归——的革命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
期社会和政治思想及行动的领域，而且还可以在这一时期文化和知识问题的讨论中找到
它的来源。
　　　　我们已经看到，丰特奈尔早在18世纪初就把“革命”一词的这个新的含义运用到数
学之中。1728年，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生于瑞士的医师、炼金术士）对医学的重
新概括被人们称作医学中的一场革命，而在1747年，牛顿的力学体系也被归结为一场
“物理学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纪，正如在中世纪末或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革命”
一词原有的含义往往是同其新的内涵同时存在的，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作品
中，人们是否在现在的意义上明确使用“革命”一词这一点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的。为
了确认我们所讨论的革命真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正不朽的变革，
而不仅仅是循环式的变革中的一个阶段，我们或许应当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而且，我
们还有这方面的一些例证，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将会发现，真正把握作者所说的革命的含
义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词的多义性
　　　　18世纪论述革命主题的最多产的作家是阿贝·德·维尔氛他的历史学著作不断用法
文再版，而且此后又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
最重要的是《马耳他制度史》（1726）、《罗马共和国革命史》（1719）、《葡萄牙》
（1689）和《瑞典）》（1695）。关于葡萄牙的那一卷是丰特奈尔鼓励维尔多写的。显
然，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国家图书馆（巴黎）陈列了本书的不下35个版
本或版次，而且英国图书馆（伦敦）则记载着本书英文版的八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17
00年。
　　　　在维尔多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著作最近一个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们知道了他关
于葡萄牙历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们发现，这本书的主题正好是
同那个时候（1689）在英国完成的革命相关联的。维尔多最初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葡
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后（1711），当他出版经过修改和增补的版本时，维尔多将标
题改为“葡萄牙革命史”。本书新版的序言解释说，“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要
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谋反”、“阴谋”解）更适合新的版本，因为现在
在书中加进了许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论题是这样“一项事业”，
“在这个事业中，领导者们把仅仅将王冠归还给他们认为是王权的合法继承人的王子当
作他们的目标”，而且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适。尽管这个特别解释
的言外之意是将王权从西班牙篡夺者手里“归还”给葡萄牙的合法的统治者，但是，在
本书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历史著作中，维尔多仍然倾向于用“革命”一词去指称
那些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标题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
维尔多用“革命”这个术语去指称1640年葡萄牙那场成功的起义，通过这场起义，葡萄
牙从在布鲁甘扎斯家族的约翰四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维尔多在该书第
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场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他还写道：“就皇族的权利、国家
的利益、人民的倾向，甚或大多数谋反者的动机而言，我们在历史上也许从未看见任何
其他的反叛能够像这次反叛那样称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们也从未看见人民“不分
年龄、性别，不分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如此广泛的参与。
　　　　当我们转向斯威夫特1704年与他的《书战》这篇短论一同发表的散文《一只澡盆的
故事》时，那么我们将发现，在“革命”一词的含义中有不少模棱两可之处。在《一只
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开头，斯威夫特告诉他的读者：现在，他们“必定期望听到
伟大革命的事”。这些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是并没有什么已知的线索帮助读
者确定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个循环过程中的阶段，或者说是标志着世事兴衰的事件，
或仅仅是一些不寻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这些革命同“戏剧之神”彼得——他经常
受到崇高的描述——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或许会得到些许帮助。彼得需要基础（“一个
比他生来就拥有的更好的基础”）以“支撑这个崇高”，而且，这样，斯威夫特可能使
彼得“终于设法转向设计师和艺术鉴赏家——在这里他获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
世界上极为流行并被广泛使用的许多著名的发现、设计和机器，应完全归功于彼得爵士
的发明”（斯威夫特1939，I：65）。
　　　　然而，一个现存政权或社会形式的一般性的垮台，而不是有预谋的、激烈的颠覆的
意义，出现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后段落（p．75）就“这一切混乱和革命”所写的一
个评论中（在这个评论中，斯威夫特谈了宗教改革的混乱和令人不安的结果）”。随后，
在对宗教改革的两个方面进行隐喻的描述时，斯威夫特对路德和加尔文作了比较。后者
不免轻率和粗鲁，而“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热诚的举动之后——“决心在其
余的事业中比较有节制地进行。”斯威夫特最后对路德的活动进行了概括：“这是我迄
今能够收集到对路德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活动的最近的记录”（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