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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革命-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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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革命的，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样的问题是“吹毛求疵”。R．莱戈在他的论文中，
很少泛泛地提到革命问题，他主张要“坚持古生物学中的形态学传统”，因此，“运用
连续观而不是革命观，才能最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历史”（1981，129－1
30）。
在对批评的回答中，G．爱伦摆脱光前研究的狭窄领域，以便把与进化相对立的革命
的概念引入科学中去。他坚信“从1890年到1910年间，生物学领域中发生了出其不意的
或革命性的变化（在库恩的意义上）”。他提出了“一种进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
进化和革命两个因素始终都在起作用”。他强调说，根本上说来，“任何革命性变化都
有赖于先前的进化，反之，所有进化性的变化都将导致…革命性的变化”（p．173）。
这意味着“量的”或“小的，逐渐的”，“进化的”变化会导致“质的”，或“大的，
完全不同的”，“革命的”变化。他认为当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缓慢发生时，就是进化，
当这种转化迅速完成时，就是革命。他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物种的演化中的“间断的平衡”
模式相似，这个模式是S．J．古尔德和N．爱尔德雷季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他们
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物种的产生和旧物种的消亡都是很
快的，接着便是缓慢变化的稳定时期，使物种与环境完全相适应”。在进化生物学中引
入一种带根本性的但尚未被接受的观点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正如F．丘吉尔
在他的文章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认为“所谓人类也具有类似的组织和个体的发展趋
势是值得怀疑的”（1981，181）。
上述争论给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反对派的事实提供了佐证。那些人反对革
命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我的一位科学同仁听说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
后，不只一次地写信给我，要求就这个课题跟我展开争论。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每
一封来信都流露出对科学中的“革命”这一概念和词汇本身的敌意，甚至当他压根儿还
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写我的这本书时就是如此。很长时间里我都感到迷惑不解，革命的概
念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容易引起敌意？我对此曾进行了一番思索，我认为这种情形某
种程度上是出自对库恩著作的反感。很明显，并木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P．梅达沃（1
979，91）的见解：“人们接受了库恩的观点，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表明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进行纯哲学上的思考”。但是，尽管“库
恩的观点有助于说明科学家的心理”，而且是“对科学史饶有兴味的评论”（p。92），
然而库恩的观点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激怒许多科学的实际工作者。因为库恩的观点很露骨，
他认为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扫尾工作”，不断前进中的科学的这一特点显然不被
那些“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实际工作者”所欣赏（1970，24）。实际上，“大多数科学
家在他的全部科学生涯中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扫尾性”工作。尽管库恩说这类工作
“干起来……也是令人着迷的”，但许多科学家定会觉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是在贬低
他们的形象。因为科学家应当是勇敢的探索者，新道路的开拓者，辉煌成就的获得者和
真理事业的推进者。
第二十六章 历史学家的观点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
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
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
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
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
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
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
再版）和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费尔德
和霍尔只是肯定了科学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巴特费尔德仅向人们介绍了另一种革
命——近代科学革命。但是，库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学革命作为有规律发生的现象，就
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
根据通常的说法，是巴特费尔德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进历史的话题中的。
而当我有一次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巴特费尔德（他一直对史学史研究很感兴趣）答道，
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
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发现：这
本书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讲演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表明他并非认为他是这一观念的
创始人。
然而，巴特费尔德在使“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
强有力的和雄辩的事实宣称：近代科学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使繁琐哲学黯然失色，而
且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解体。”“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
学的权威。”此外，这场革命“远远胜于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艺复兴
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费尔德是一位普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
家，因此，他的戏剧性的结论特别对其他有名望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科
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如此）。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把从伽利略到牛顿时期现
代科学的突变事件，恰当地看作历史上的主要革命。怀特海认为，按照“天才世纪”的
简单规则，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事件是与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的。巴特费尔德为了强调那个时期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质，用了这样两个词组：
“英勇的冒险”和“人类实践的伟大乐章”。首先，巴特费尔德强调了他叫作带着“各
个不同类别头衔”的革命的影响，并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
响来轻易地解释革命。
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巴特费尔德不仅给近代科学革命以突出的地位，尽
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学领域里的一场滞后的
科学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识到了一场滞后的牛顿革命，这可能侧重的是“化学领域
里迟到的科学革命”与长期流行的术语“化学革命”相比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变种。化
学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师拉瓦锡提出来的，自M．贝特洛的《拉瓦锡化学革命》（189
0）一书出版之后，“化学革命”广为使用。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确信：这就意味着科学
革命是“滞后的”，只是因为“滞后的”这一术语，更有助于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后
来关于雨的解释。巴特费尔德没有让读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学上的科学革命”与“拉瓦
锡化学革命”之间的概念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他尽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学革命对最初
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影响，而不是对化学革命和直到法国革命出现的类似的化学
革命的影响。即：在近代科学革命改变各门学科的进程中，化学革命的到来要比天文学
和物理学晚一个世纪左右。
巴特费尔德的影响是随这一事实的出现而不断扩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为对科学
历史的专业领域的积极探索而出现，并使之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普通历史学，哲学，
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许多科学的应用，国际核武器
的控制问题，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共存，这使科学和技术引起了许多科学家和非科学家
真正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人们对科学史，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创立的现代科学的应
用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巴特费尔德第一个对科学革命（近代科学创立的革命）的令
人震惊的论述，恰恰是在此时出现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几乎立刻被作
为初级学生和高级学生的公共教科书。这种定论作为权威性的论断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
和科学家。
早期著作家论革命
然而，巴特费尔德并不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详细论述科学革命的历史学家。许多被
巴特费尔德引证过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讨论过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这样的论题。
M．奥恩斯坦医生是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医学论文《17世纪科
学协会的法则》于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经典著作；该书分别于1928年和1975年两
次重印。奥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学革命作为单个的统一的运动来分析外，她还把科学革
命的概念用于规模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远镜时说“它使天文科学
彻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学的革命性变化”，“大学中的
革命”（1928，8，13，249，262）。奥恩斯坦特别提到了发生在17世纪前半期的一次变
化，它“比起先前时期逐渐进化以来，似乎更像‘变异”’（p．21）。她这样概括她的
发现：“在17世纪后半期”，科学协会是文化的产物，“更像科学革命的大学”。值得
注意的是，她断定：“与许多载入史册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
探索的基本习惯中存在着一场革命”。这最后引证的夸大成份，是因为巴特费尔德在后
来的解释中用了标准的术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为突出的是：在她的讨论中没有指出
但我们能够找到的一条线索：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学革命的概念，可被用于任何
其他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历史学上解释和分析的一个标准模式。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学者，他对巴特费尔德和许多科学史家，科
学哲学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学及其评论文集《现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1925），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作为对科学哲学基础的经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玻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后来，他放弃了对早期思想及其意义的研究，转而专事
宗教哲学。
玻特的书有一多半是论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吉伯和玻意耳的，其
余的论述“牛顿的形而上学”。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参考文献中介绍牛顿时说，是牛顿引
发了突出的事变——“崭新的知识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阅读了牛顿的著作后
认为，这个推论具有“悲观”色彩。因为，牛顿“以他权威的见解，应当在他丰富多彩
的工作中对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陈述”。玻特仔细查阅了牛顿的各种论文，试图为“这种
陈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详细的说明”，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这个有着很大影响的历史研究中，玻特还提到了“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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