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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身体不好，徐爱则更差，俩人舍车马而乘舟船。但从何处坐上的船，已无法确知。反正，俩人这次算是过瘾过瘾的深谈了几天。

水路平缓，又隔绝了与俗世俗务的联系，完全可以从容宁静的坐而论道了。

擒贼擒王，用阳明的话是杀人须咽喉处着刀，他要想颠覆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依傍经典。最可下手处，唯有《大学》。据钱德洪说：《大学》是“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大学》是儒学的宣言，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党章党纲。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就依此而发，但朱的起脚处却在《易》与《中庸》，靠《易》讲的“太极”－－客观本体论；靠《中庸》讲他的境界修养。尽管全国通用他的《大学》集注为通编教材，但《大学》是他的弱项。朱将理与心分为二，让心不歇地去追求理，去逐个的格一物致一知，遂陷入外驰支离的困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到死亦不能见道。这自然是王阳明的看法，而未必是朱子的本意。

２．深爱为根

若朱像是持佛门的智度法，则王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去究理，慈度来明心见性。儒门还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后再拉回进取的轨道来，拉回到治国平天下这条总路线上来。既超越又进取，比释、老繁难纠缠多了。区别之一就在于二氏之学反对“爱”，而儒却要深爱博爱、扩大爱、致爱于万事万物，从而让万事万物属于我、皆备于我。其万物一体学说的内在肌理仿佛如此。

他与徐爱讲《大学》先从“亲民”讲起。也借用一点古儒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古本《大学》，然后说这才是真《大学》，朱子把经改歪了。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朱将“亲民”改成“新民”，　使后文无了着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面的治国平天下与“新民”无发明。而亲民则符合孔孟的一贯之道。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

王跟徐讲：“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儒家以教化为本，以保民养民为本。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传统以来贯穿儒学基本路线，所以阳明觉得这是根本，不能跑偏。

爱问：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说：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爱说：如事父之孝，事君捉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俩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其实都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须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爱说：您说的我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求么？

王说：怎么不讲究？只是有个头脑，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总而言之，须是以深爱为根，有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个学生问：“至善也有必须从事物上求的吧？”

王说：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至善。要从事物上求怎么个求法？你且说说看。

学生说：就还拿事亲来说，怎样恰到好处的保温凉？平时奉养怎样适当？都是有学问的、都需要学习、琢磨。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俩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么？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深的明白了：关键要以爱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入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和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床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３．“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