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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它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笔者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没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杜会生活中，最壤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字，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衰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颇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计算机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餬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长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前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份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十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