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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ＺＥＩ8。电子书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